方天若是宋時榜眼，古莆田縣歷史名人。他寫過許多文章，有文集五十卷，回答了人們的疑問，表白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兩份答卷對我的學術研究影響深刻，筆者在這里一一進行介紹。
一份是《重刊興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四十六《方天若傳》說他“登紹圣四年（1097）進士。其廷對策大意，欲崇復熙、豐之制，謂lsquo;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而不誅殺，子弟當禁錮而不禁錮，資產當籍沒而不籍沒，古今政事無此義理rsquo;。時胡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國三。”熙、豐之制，即王安石變法期間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幟鮮明，堅決擁護之，要恢復被元祐大臣廢除了的正確制度。與此同時，還主張對他們實行必要的打擊，決不能姑息養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所以獲得那科進士第二名，稱為榜眼。
但是在十年前，這條記載對于我來說，卻僅僅是孤零零的一個點；十年后才由一個點變成了一條線。我在學習宋仁宗慶歷新政（1043-1045）時發現，據《長編》卷147記載，慶歷四年三月下詔，“進士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以前是“國家專以詞賦取進士”。就這樣，一聯系方天若的榜眼廷對策言論方知，宋仁宗時所改革的考試制度，53年后還堅持著就有了重大的意義。它說明，范仲淹變法不是失敗了，而是勝利了。過去說慶歷新政失敗了，那是因為人們歷史研究還沒有到位。
列寧稱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變法把宋朝中期改革推向高潮，在經濟文化諸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那時，興化軍三縣涌現出了以蔡京為代表的一大批進士，旗幟鮮明地擁護王安石變法，顯得很不簡單，說明興化軍縣辦學高質量。
筆者是個中學歷史教學工作者。2002年退休后，時間多了，我就盡可能利用現有的歷史資料去研究王安石變法，并從這年年底起，開始在《湄洲日報》等報刊陸續發表了《蔡京和王安石變法》、《蔡京四輔國》等拙作。但是相比之下，卻是十年后的視野更加開闊了。并且清楚地認識到，宋中期變法從1043年起，至1125年蔡京病死流放途中止，長達82年。“南度臨安”不確切，稱為遷都臨安才切合實際些。明朝遷都北京，我們不能以此時的明朝為“北明”。同樣，宋朝遷都臨安，我們也不能以此時的宋朝為“南宋”。過去人們之所以不能正確評價王安石變法，甚至還有人要王安石為“北宋的滅亡負責”，還有一個原因，就在于把宋朝的歷史給割斷了。這是我對方天若的第一個答卷有特別感情的地方。
方天若的另一個答卷是《木蘭水利記》，記載了木蘭陂水利工程建設的全過程。筆者近十幾年十分重視地方史研究，對木蘭陂水利工程也立項研究，但是卻寫不成，只覺得材料不夠。這次好了，我終于從莆田市政協新近出的《蔡京史論選編》一書中讀到了這個記載，了解了這個工程的全過程。我要是一個戲劇家，那么編出來的莆仙戲《木蘭陂頌》就一定會在八閩大地，甚至大江南北到處傳頌王安石變法。這是因為讀了該文，我方知這個水利工程不僅耗資巨大，而且洋溢著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和人民群眾改天換地的首創精神，實在是太偉大了！
首先，從兩個文明建設來說，宋朝中期的改革起初是從精神文明建設開始的。“抑僥幸”、“精貢舉”，進行上層建筑領域政治思想建設，提高進士和殿試者的政治地位等，都屬于精神文明建設。所以，從慶歷六年開始，平民百姓通過科舉制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多了。例如據弘治志記載統計：960-1042年82年，興化軍進士93人，其中莆田縣63，仙游縣24，興化縣6；1046-1070僅僅24年，興化軍就有94人，其中莆田縣67，仙游縣23，興化縣4。以后，那是越來越多了。興化軍如此，全國各地也是如此。
熙寧二年（1069）開始的王安石變法是大張旗鼓進行物質文明建設，把改革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而且《農田水利法》等得到了舉國上下的熱烈響應，掀起了農田水利建設的新高潮。在那時，一萬多個水利工程在神州大地順利竣工，迎來了宋朝中后期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的繁榮昌盛。所以，王安石變法以后，社會矛盾有了緩和，客戶由宋初占全國總人口的40%降為30%左右，許多農民得到了土地，變成了主戶；軍隊戰斗力也增強了；而且還通過保甲法讓許多農民平時“習學武藝”，實現了孔夫子藏兵于民的理想。總之，王安石變法好處多，成就大，效果顯著，所以在宋朝后來的歷史上才有“崇寧”這個年號。
其次，歷史研究可以興國，慶歷新政以后82年中國的變化說明了這一點；歷史研究也可以誤國，元朝統治者在很長時間里不敢開科取士說明了這一點。其原因從元人編寫的《宋史》中可以看出一點點信息。在書中，當年王安石變法的干將都沒有好下場，不是奸臣，便是佞臣，散布的顯然是開科取士“危險論”。其結果，全國各地郡、縣學校設施、學田等遭到了空前的破壞。例如據弘治志卷二十八元統二年（1334）寫的《興化路興學記》說：“異時學租幾萬斛，著錄生數千指，視他州為盛。革命以來，我疆侵于浮圖、豪右者什九。五十年間漸次興復，僅得十之二，難矣哉！”令人觸目驚心。
既然有開科取士危險論，那么在元代，對宋中期改革的風云人物進行“圍剿”，勢在必行，無非是搞得他們各個灰溜溜的，流芳百世者反而變成了“遺臭萬年”，甚至于連他們自己的子孫也不敢抬頭相認！就這樣，宋代歷史上的許多冤案往往是這些不學無術的元代人搞的。別看他們愚昧無知，但是篡改起歷史來卻是心狠手辣，十分內行！所以在這里，筆者要狠狠罵他們幾下，為宋代那些堅持改革的人們說說公道話。
總之，讀了方天若的《木蘭水利記》，感覺不一樣了。過去只知道7萬緍，14家70萬緍人家記載沒有說，我也就一無所知了。現在知道了，而且還有填塘、護陂等等方面記載，讓我終于得出了這是宋人在進行史無前例的物質文明建設的結論。這說明，“巧媳婦難煮無米之炊”，歷史研究不能憑借自己主觀想象去胡說八道，而一旦歷史資料到手，那就如虎添翼，話就多了。
在這里值得說明的是，筆者是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工作者。1963年秋季，筆者到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接受專業訓練，至今剛好50年。在50年里，祖國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筆者的學術研究也實現了兩次重大的突破：20年后即1983年底，筆者應用馬克思的人口變化規律理論研究歷史，發現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中國人口發生了規律性變化。于是，有體會就動筆，寫出《試論明清城鄉人口的變化》一文，提出了中國資本主義“明建立說”。后來這篇拙作被采用，發表于《中學歷史教學》1986年第四期上。
另一個突破是今年，筆者在學習時發現，宋朝中期改革從慶歷新政（1043-1045）始，至靖康元年（1125）蔡京病死流放途中止，長達82年。巴黎公社存在時間僅僅幾十天，馬克思就總結出了許多歷史經驗。所以，這次換一種思維，學習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對宋82年改革來一番研究，成果接踵而至，甚至還認為中國歷史上也有文藝復興，實在是太幸運了！6月5日《莆田晚報》發表筆者的拙作《慶歷新政和興化軍三縣教育的變化》，把新的研究信息傳遞了出去。歷史研究就是這樣，許多時候僅僅是方法問題，方法對了，研究問題迎刃而解；方法不對，不僅出不了成果，還會自以為是，想當然罵人，把自己偉大的民族歷史說成是難以想象的落后。所以，在總結近半個世紀學術研究的生活之后，筆者特地寫了這些，奉獻給讀者，希望讀者朋友們不要把歷史研究看成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林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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