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官員的表率作用甚為關鍵。古代先賢認為：“治官為民，其要在上。”（《管子》）“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淮南子》）“上”指君主，亦可釋執政者，即各級官員也。莆臣周瑛《風俗志》有精辟分析，指出：“治道以風俗為本，故古人論治道，必先于風俗，然風俗本善，導之惡亦惡；風俗本惡，導之善亦善。其要以守令好尚為本，而故家大族有以分其責焉耳。何者？守令，民之師帥也；故家大族，民之觀瞻也。上而守令能裁察一己之欲，使趨向一出于正；下而故家大族能奉承守令之條約，使趨向同出于止，則小民于好惡取舍，必知所抉擇矣。小民于好惡取舍知所抉擇，則習尚正而風俗淳矣”。這當是其長期執政之切身體會，應驗老夫子所論：“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能不正？”（《論語·顏淵》）莆守精英執政事跡表明，凡成功者，總是首先立身清正，廉潔從政，嚴肅吏風，而化民成俗的。
明成化朝興化知府潘琴，“為人有志學古，端方靜定，篤于自信，人撼之不動”。有人以書簡言事，潘守書其緘（書函）曰：“不敢開。”竟以其簡回復之，堅拒賄買請托。郡民來告里中有橋當修，潘琴檢查，府庫中銀，內出一包與之，乃舊時變賣其里中淫祠所得，封緘如故。“民始知琴非墨吏”。為此，其任上敢于廢淫祠、禁龍舟競渡、元宵放燈等舊俗，并取得成效。
同朝知府岳正，亦是一位身正政廉的太守精英。其臨政“凡可以裨官政、阜民生、美俗化者，為之惟恐或后”，“有益于俗化甚大”。被豪紳謗毀離職，壯志未酬。人們發現，“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瀕于貧困，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無所怍（慚愧）。”（黃仲昭《興化郡守蒙康岳公祠記》）其謀畫重修江口橋告成后，親筆撰橋記，計“用銀七十九兩五錢五分”，精確之至，令人贊嘆。
弘治朝興化知府王弼，少時“尚義修行，有古人風”。來守任上，“剛明果斷，令行禁止”，嚴肅吏治。凡處分獄論、徭役、科征辦事，皆自制稿，令郡吏抄行，案稿不得互異。或忙遽中文書堆又疊發房，皆能記憶，吏不敢易置前后及有所隱匿，“終弼之任，吏為之貧”，一改污吏貪墨惡習。隸卒只許行杖，不得夤緣求差，凡有所拘喚，與立“三限法”，民亦不敢不任，故數年來，隸卒不下鄉而民不擾。民不得售其奸，或有暴橫鄉里者與習學賭博者，皆窮治之，田里用是戢穆。又立八條約，與民更始，取得成效，出現“四境之內，強者不得肆，弱者得自安”的局面，為民所擁戴。充分表明官風引領民俗，官風正、風俗淳的道理。
這里還要提及幾位居莆老臣們移風易俗的表率作用。仙游縣籍翰林學士鄭紀，早年辭官歸山侍養，熱情倡議在仙游縣學建立鄉賢祠，并親自確定奉祀蔡襄、葉顒等三十七位名賢，表彰先進，激勵后學，以興風教。對于日益風行的九鯉湖禱夢風俗，鄭紀特作《仙夢辯》，旗幟鮮明地否定仙夢的靈驗，指出其間十常有八是屬于“附會遷就，以助其靈者”，并試對人的生夢現象，作出近乎現代生理科學的解釋，顯示其超俗見識與破除陋習的勇氣。升任戶部右侍郎后，告假歸鄉祭祖。見莆郡禮俗，人心不古，競斗奢侈，心暗憫之。致政還里后，自感作為國家臣子，不問居官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責。他針對奢華之俗，特著《歸田咨目》十條，以身作則，破舊習，立新風。涉及迎送往復之禮，本家留客，新朋往來，慶祭鄉飲，鄉邦吉禮、冠婚喪祭，以及書信、作文、賦詩等，一一作出規定，具體可行，既不違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虛應奢華之陋習。如迎送往復之禮，針對大家族“留飲則五鳳單面，饋送則羊酒盤盒”，或競斗奢侈，或預投物餌，既壞禮俗，又傷名節。規定：到家之日，諸親友系本房兒女親家，賀禮四事，余親只二事，鄉里近者只果酌以敘鄉情而已。對本家留客，規定鮮咸魚肉不過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粘疊高聳；酒不過五行七行而止，飲量以杯爵大小為度，不擲色高歌，日飲抵暮，亂性敗度。其用意如序文所言：“以自警束，以訓子孫，以告（誡）鄉人。非敢任移風易俗之責，但不欲助其縱侈耳！”表明其革舊習、樹新風之志，與嚴于自律的精神。鄭又作《義聚家范》、《增修鄉約》，倡導主仁恩、行禮制，對家范、鄉約加以規范，為官府所推行。無獨有偶，莆田縣籍刑部尚書林俊致仕歸里后，亦作《聯桂族范》與《家范》，倡行“氣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儉，學必勤，動必端，言必謹”之風，以共綿詩禮、仁厚、忠孝之澤。
宋代名臣陳宓，家有“仰止堂”，原為朱熹來訪父陳俊卿之寓館，后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敬。并與友人每旬聚會其間，共講《四書》。陳宓取圣賢格言為訓，博文約禮，克己復禮，訂立《仰止堂鄉約》，曰辯志、致知、正心、修身、處事等六則，提出德行相規、事業相勉、過失相規、禮俗相接，要求立約者各自進修，互相規勸，每月督查。歷四五十年不斷，參與者最多至十五人，為鄉邦約禮雅俗作出表率。明代莆籍廣東揭陽縣令徐資用，永樂中進焉，博洽有才，舉動端謹，興學訓士，有良吏聲。因疾辭歸后，與弟資茹講行禮學，以肅家教，鄉人稱為“二徐”。
老臣們勇于破舊立新，嚴于自律，帶動本家族家風習俗的改造，進而推動鄉邑移風易俗，正是儒家“修身、治家、平天下”政治模式的忠實踐行者，體現士族精英知行合一的學風，對郡邑移風易俗，革弊立新，起了獨特的風標作用。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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