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是古代用以表彰科第、功德與忠孝節(jié)義的紀念性建筑物。因其集雕刻繪畫、匾聯(lián)書法為一體,具有景觀性,成為古代文化一大標志。牌坊始于宋代,明清時期廣泛運用,旌表功德,流芳百世。因此,亦是莆郡太守樹立風標,激勵民俗的常用手段。
據(jù)周瑛《興化府志·戶紀(里圖考)》記載,至成書之時(明弘治中),興化府境內(nèi)計有各種牌坊三百座(莆田縣二百六十一座),僅東廂有坊三十八座;右?guī)遄|廂石幢街有坊二十座,后埭街十三座。右?guī)祥T井亭街有坊十一座,南門內(nèi)橫街有坊十二座。即使非城區(qū)的莆田里、連江里(二地均屬今天下荔城區(qū)黃石鎮(zhèn)),亦分別有二十三座、十九座牌坊,真可謂牌坊林立矣。
這些牌坊,以表彰科第成就、名臣功德的居多,以及忠孝節(jié)義之士,旨在倡導(dǎo)向?qū)W仕進民俗,安民濟世風績,與封建倫理道德,具有引領(lǐng)風俗的積極意義,即使一些屬于地點標志的的牌坊,亦往往寓以培育美俗之意。當然,亦是郡官化民成俗政績的形象體現(xiàn)。
據(jù)史志記載,宋代牌坊約有三十多座。表彰科第的有:分別為殿試第一人黃公度、徐鐸、鄭僑、陳文龍,特科第一人方鎬,特奏名王聲叔立的“狀元坊”;為特奏名第一人林洵美立的“特魁坊”;為兩優(yōu)釋褐林自立的“釋褐狀元坊”;為黃艾、陳睦、李宗師分別立的“亞魁坊”;為省試第一人葉大有立的“尚賢坊”、“省元坊”;為會試第二人方天若立的“采衣坊”等。
表彰名臣、耆老、名人的牌坊有:為少師、魏國公陳俊卿立的“簡肅坊”,為首席參政龔茂良立的“宰政坊”,為秘書少監(jiān)陳靖特贈尚書左仆射立的“仆射坊”,為侍郎陳讜立的“耆德坊”,為禮部侍郎宋棐立的“侍郎坊”,為布衣鄭樵被召而立的“特起坊”,為陳士楚立的“侍講坊”,為蔡襄立的“忠惠坊”,為林光朝立的“師儒坊”,為湘鄉(xiāng)知縣鄭厚立的“名賢坊”,為著作郎陳絳立的“賢良坊”,為唐四門助教歐陽詹立的“崇教坊”,為陳俊卿、蔡襄、林光朝立的“三賢坊”,為長官方廷范諸子高第、高官立的“朱紫坊”等。
表彰忠孝節(jié)義的牌坊有:為抗金名將、都總管兵馬鈴轄陳淬父子立的“忠孝坊”;為宋舉人柳昭度妻翁氏立的“孝義坊”;旌表孝子郭義重的“孝子坊”,以及“立義坊”、“鎮(zhèn)雅坊”(原名“廉恥坊”)、“五勸坊”(漳州太守許長卿來攝郡事,以其父太常卿遵作《五勸》文曰“孝義、務(wù)學、謹身、勤力、蓄積”,立碑譙樓門,因以坊名。
此外,在城區(qū)官署廟學、街市要沖等地,建立標志性牌坊。如在縣前(今縣巷)立的“善俗坊”;在衙前立的“通遠坊”(舊名“安業(yè)坊”);在惠民藥局立的“惠民坊”;在貢院立的“擢秀坊”、“興賢坊”;在軍學立的“登云坊”(舊名“育才坊”)、“成德坊”;在市左魚行立的“隆禮坊”(舊名“不欺坊”),以及立于出城通道要沖的“朝天坊”、“萬安坊”等。其坊名無不體現(xiàn)郡府長官引領(lǐng)風俗的一種期待。如史志稱“善俗坊”就是“宋朝以莆田善俗而作”,既含有成就感、自豪感,更寄以激揚善俗之厚望。南宋知軍趙彥勵蒞莆三載,拳拳于安民濟世,政平訟理,“善最徹于天聽(德才稱職為帝王所知)”。在賑災(zāi)減負、興修水利的同時,興學重教,一共樹立各種牌坊十三座,以激勵風俗,被譽為“知本”的循良吏。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