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史表明，興化軍的設立，原本就是出于天朝風教化民、使民從化遷善之初衷。首任太守段鵬，“誕敷皇猷（布施帝王謀劃），昭宣政教（教化），風（諷諭）之以禮樂，導之以忠教。染頑嚚（愚悍而頑固）之俗舊（久）為不類者，咸與惟新?！币灾猎入`屬于泉州郡的莆田、仙游縣民，亦“向（向往）公之德，皆望風而化，不教而順?！保╗宋]陳仁壁《興化軍廳壁記》）。透過溢美之詞，看到段守教化育民之功。故明代吾莆著名史家周瑛認為：“（宋）太宗建軍曰lsquo;興化軍rsquo;，而以（段）領之，得其人矣?！保ā杜d化府志·吏紀》）
莆郡太守精英發揚段鵬風績，以化民成俗為要務，革弊立新，去惡揚善，營造良好的士習民風，促成莆陽醇美風俗。
所謂士習，一般指士大夫習慣風氣，亦指學子（讀書應試者）的習氣。明永樂朝福建僉憲高勉，應邀作《莆田縣學進士題名記》，指出士習對民俗的重大影響，曰：“余惟《詩》云lsquo;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眾多士人，傳播善意），則化民成俗，大有所冀（期望）。士習正則民俗媺（美好，和善），民俗媺則世德厚（世代留傳的品德醇厚）”。吾莆名臣，明代三部尚書林俊指出：“學校，風俗之本。”為政者群之以學校，以廣其聰明，端其志慮，而致謹于庸言庸行（日常言行）之間，善相摩，過相糾，以促成良好風俗。（《修莆田儒學記》）黃常《仙游縣儒學重興廟學記》亦稱：“古之教（育）者，家有塾，黨（鄉村）有庠，術（遠郊）有序，皆所以化民成俗也。故善治者，必建學以崇教化”。稱贊知縣王彝知政之所本，拳拳以興學為務，殆見家詩書而人禮樂，又何患俗之不厚（醇厚）、治（大治）之不復？同時指出，化民成俗之事，雖有賴于官府興學，然亦有望于仙邑諸賢。
由上可見，士習影響風俗，以士風帶動民風，乃是古代先賢之共識。端正士習乃是“化民成俗”的重要途徑。因此，歷代莆郡太守精英，無不重視抓學風士習，促風俗醇化。
元代興化路總管烏古孫澤，任上“尤留意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舉行）飲酒禮，以勵風俗”。鄉飲酒禮是古代傳統禮俗之一。（古代鄉學，三年業成，考其德藝，以賢者薦升于君。由鄉大夫作主設宴送行，待以賓禮，飲酒酬酢，皆有儀式。后世地方官設宴招待應舉之士，稱“賓興”。）周瑛《興化府志·禮樂志》詳細記載莆郡鄉飲酒禮的制度程序。禮中，司正舉觶（三升酒器）而揖，贊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敷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將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黨，毋或廢墜，以忝所生”。贊詞道出儒家所倡行的道德準則，亦是沿襲千年的一種禮儀風俗，旨在倡行忠孝、謙讓、和睦的社會人際關系。南宋興化知軍吳炎，進士出身，為人清介恬靖。為政先教化，崇禮遜賓，興賢能，命樂工按古音譜歌《鹿嗚》之詩以饗之。明代洪武初出任興化知府的蓋天麟，面對元代風俗弊壞，修治廟學，雜采古昔儀禮，著令于禮官，竭力改變風俗。他們均是以俗促士習、化風俗的。多位郡守還親臨廟學課業，促使良好士風的養成。南宋知軍趙彥勵，下車伊始，修明學政，親與諸生課其肄業，教子弟殖田疇之歌、采芹藻之頌，同然一律也。
明代永樂朝興化知府周宗燧，字景琰，浙江天臺人，為人倜儻，寬猛有制。時衛帥勢重，凌脅郡邑，宗燧毅然曰：“彼弱我耶？吾有以制乎彼矣！”每相見，不輕與狎，但處之以道，接之以禮。士卒蠻橫粗暴，與民爭道，毆打民眾，則以法繩之，卒帥數請不貸，衛所為之肅然。政暇之時，召諸生講論經史。知府吳逵，字近光，江西新淦（今新干縣），嘉靖朝進士。居官清正，庭多暇時，時走學宮，為諸生談經課文。知府李大欽，字惟敬，江西浮梁（今景德鎮）人，進士出身。政無擾民，行鄉飲酒禮，先日肅賓，惟謹屆期，威儀秩秩，學門之內，奕焉改觀。又定課期，集諸生親教之，文風為之一變。
太守關注士習之風，波及縣邑。南宋仙游知縣趙次傳，字嵓肖，泉州人。來知縣事，審為政先后，首興學校，作士氣。興化縣知縣黃逸，字德俊，晉江人。為政本于至誠，尤崇尚學校，建議道堂，日集諸生，相與講論切磋。史志稱：“鄭僑以文章魁天下，乃其所造就云?！?br />
為了激勵士子好學修德，又于府、縣學立科貢題名碑，表彰前人，風勵后進，以示永久。并將碑石立于士子出入之處，朝夕觀仰，自然感發而興起，借以達到表前勵后之功。且碑記多由省官或本邑資深老臣撰寫，闡發興學養士之道，富有深意，不啻為端正學風士習的礪石。明代名臣、翰林編修黃仲昭為郡學撰《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回顧宋三百年間科舉盛極，同時指出：“然此未足深羨也，仲昭獨慕其時元夫、巨人相繼而出。為宰輔則相業光明、宗社嘉頼，為諫官則議論忠讜、夷夏知名；或侍經筵則盡啟沃之責，或司民社則效撫宇之勞；臨大節則蹈鼎鑊而不顧，決大議則觸權奸而不恤；有倡關洛之學而丕變士風者，有紹考亭之緒而深入理奧者。雖所遭不同，所就亦異，而其純正篤實之學、崇偉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當時謂吾莆之盛，有曰lsquo;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幾于鄒魯rsquo;，其謂是歟？”認為明代以來，“人才之盛，蓋幾于宋矣。而凡中外臣工（官），有以清修端謹、奇偉磊落名天下者，往往多莆人也。其復宋時諸君子之盛，殆亦權輿（起始）于所乎？”他語重心長地寄望，“胤（后代）是登名茲石者，皆當為莆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諸古之所謂循吏；世道隆平，則崇禮讓、勵廉恥，表然立天下之軌范；萬一不幸，則抗節義、殉忠孝，毅然樹國家之楨干（骨干）。使他日期論人才之美者，必先吾莆田；稱風俗之淳者，亦必先吾莆。則吾莆果復宋時之盛，而號于天下曰鄒魯，又奚愧哉？若徒夸科第之榮，侈爵祿之盛，而以為儒者之事業止是而已，則非仲昭所望之于莆人，亦豈賢守貳師儒所以表著風勵之意哉？”
黃仲昭為翰林編修時，曾疏諫明憲宗罷禁元宵煙火，遭受廷杖謫官，以志節被譽為南都“翰林三君子”之一。此碑記十分突出地強調士人志節的養成，風勵后學以吾莆人才之美、風俗之淳，無愧于鄒魯美譽。北宋名臣蔡襄《仙游縣學進士題名記》指出：“必先乎已立，而后澤于人者也”。強調為人要做“德與位宜，或位雖屈而德伸”的“吉士”，防止“德不有加，而位過之，或謬戻（謊謬，乖戾）著焉”的即品質惡劣“小人”。南宋王邁為郡學作的《修學增廩碑記》，與明代太子師鄭循初為莆田縣學作的《科貢題名碑記》，亦無不強調士子志節風習的修養，鞭策士人“由科貢以出，亦匪為利祿計也，將以所學措諸事，為以資其治于天下?！斌w現儒家修身、平天下的政治思想。 （未完待續）（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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