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是一個地方因其自然地理與社會人文條件的差異，長期形成的風尚、習慣。古代政治，以教化（教育感化）為大務，不以威勢成政。而求治之道，莫先于正（端正）風俗。治國的根本方針在于正人心、厚風俗。宋代政治家王安石認為：“風俗之變，遷染（感染、影響）民志，關之盛衰”。古人論治道必先于風俗，體現儒家以德治國政理，成為歷代執政者遵循的大政方針，亦是檢驗為政得失的一個重要標志。
宋明時期，是古代興化地區最為輝煌的歷史時期。山川靈秀，風俗醇厚，文教興盛，成為一大特色，故有“地不大于曹滕，俗已幾于鄒魯”之說。
宋代莆仙風俗，現存郡志《莆陽比事》雖無專題記載，仍可窺其一斑。該書不少綱目及其內容，均是對當時風俗的真實記錄。如“干戈不動，絃歌相聞”條稱，“莆為文物之地舊（久）矣。乞今有lsquo;三家兩書堂rsquo;之諺”；“樓名萬卷，館開三余”條載方漸（字梅州）嘗謂：“閩人無資產，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以及“漆林書堂，福平別墅”，反映以讀書為業的風尚；“南宮高第，壁水上游”、“名亞虎榜，魁占龍頭”、“四異同科，七名聯第”、“三世登云，四代攀桂”、“父子一榜，昆季同年”條，記述科舉之盛；“循吏為冠，清白相傳”、“羨余不獻，券旁自焚”、“恥付秦黨，弗詣蔡門”、“忍負宿諾，就尋美約”條，稱頌士尚義節、居官清正之風；“坊表孝義，里名文賦”、“黃氏義學，陳公義莊”、“林公責子，鄭母訓兒”條，贊美孝義之風；“寺觀相望，戶口日殷”、“禪林高僧，佛崗戒尼”、“雨禱龍潭，旱祈蟹井”、“鬼兵佐國，神女護使”條，反映宗教信仰習俗。由此看來，若稱《莆陽比事》為半部風俗志，亦不為過。莆陽名臣陳讜為該書作序，開宗明示，曰：“吾莆山川清淑，風俗醇美，hellip;hellip;節行揚芳，文學垂范，代不乏人”，信之不誣也。
南宋進士出身的仙游縣尉黃巖孫（福建惠安人，字景傳），所作《仙溪志》，是現存又一宋代縣志。該志卷一創設“風俗”目，對仙邑風俗有概括記載。曰：“莆之風俗，惟仙游為近古。生其間者，人性敦樸，嗜好簡靜。始也，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民未知有紛華之悅。承平日久，始多儒雅、多世家宦族，而習俗漸趨于文然。儒者力于修飾，而不茍進取；士者樂于清貧，而不急富貴。有高臥山林而累征不起者，有致身公相而田不增一畝、屋不插一椽者，此往時士習之正也。風聲氣習之熏梁，蓋可想已。業進士者，明經多而詞賦少；錄民伍者，耕農多而商賈少。婚姻不衍于禮，喪葬不儉其親，有無緩急相通融，歲時往來相問勞，猶有古之遺風焉。縣三面皆山而瀕海，之地僅東南一隅，生齒日繁，田疇有限。中產藉粬蘗以營生，細民蒔蔗秫以規利。勤儉以署戶門者，能安于淡泊，而不尚侈蘼以相誇；爭競以泄私忿者，能亟于懲艾，而不事嚚訟以求勝。知理循分，而寡欲易足；安土樂業，而用志不渝。此風俗之大略也。惟其風俗之淳，故流弊有所不能免。俗敬鬼神，則受巫覡蠱惑之欺；性多慈弱，則啟倖民侵牟之害；人皆愛身畏法，則滋鴈鶩舞文之奸。使或得以議俗焉，武城化言偃而絃歌，晉鄙董陽城而善良返樸還醇，蓋將有望。該志卷二“進士題名”、卷三“衣冠盛事”、卷四“唐及五代人物”、“宋人物”，記載仙游縣唐宋時期科舉文教之盛，魁彥勝流之風節；卷三“仙釋”“祠廟”，記錄仙邑宗教情況與信仰習俗。亦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風俗史料。
有明一代，史志對興化風俗的記載更為詳盡、系統。弘治初年，邑人黃仲昭《八閩通志》，設置“風俗”專卷，記載各地風俗。附“歲時之俗”。“興化府”目載有：儒風非在常袞后、永不動干戈、文物之邦、有齊魯遺風、家貧子讀書、比屋業儒、詩書禮樂為八閩之甲、產薄而用儉、科目得人之盛天下鮮儷諸項。稱仙游縣“邑有四民土風之盛，民樸俗淳”。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談及“歲時·延師”之俗時，直截了當地指出日益滋長的陋習。曰：“吾莆風俗，古以鄒魯稱，比來豪家勢族，凌轢鄉閭；小子后生，干犯長上，內利而外義，厚疏而薄親，訛訐之風日起，奢侈之俗日滋。”端午節“競渡”目曰：“城內外閭左細民，各合其同社之人，為龍舟以競渡。費用甚夥，有至傾家產者。士大夫皆笑其愚，而莫之能禁也。”（《八閩通志》卷三，風俗志）。
弘治時邑人名臣周瑛主纂的《興化府志》，“終篇所述，皆以修政立事、濟人利物、移風易俗為主”，專設“風俗志”一卷，概論風俗之道，并扼要例舉莆仙風俗之特異。如莆田舊習：主要是儉嗇（節省）勤力，衣服古樸，重廉恥，惜行檢；以讀書為故業；科名之盛，甲于閩中；忠孝大節，前輩風概，摩激千古。
又列舉歲時所尚習俗，諸如上元放燈、鄉社祈年、清明祭墓、端午飲熟競渡、中元送紙、中秋佐秋、冬至祭祖、除年饋歲、守歲等土俗節例。特別指出“美惡相半”，如端午龍舟競渡有“三害”（破財，起斗爭詞訟、覆舟殞命）。
該志稱：“仙游舊習敦本質樸，風俗謹厚。（蔡）京、（蔡）卞后士習漸歸于正，科名不在莆田下。其歲時所尚，頗與莆同”。文中夾注，多取黃氏《仙溪志》，故略。
成書于明朝末年的《閩書》，是福建名臣史家何喬遠主纂的閩史巨著，亦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省志。該書亦專設風俗志一卷，對莆仙風俗概要記載如下：“莆（田），壤地褊小，善國也。壺山、蘭水，映帶秀發。故其人好禮而修文，士相矜（崇尚，互勉）以名節。出則豎名皇路，居則掃軌衡門。氣韻之所歔吹，布韋蓬藋莫不顧化。老生宿儒，出而授經近縣，步趨坐立，造次不失。下至灑削賣漿之倫，未嘗敢岸幘科頭行衢道。貧家觴豆數行，秩秩有次。吾伊之聲，比屋而聞，通有韻之文，十人以三四。故其學書不成者，挾以游四方，亦足糊其口。或以繪畫、命卜，自壽江湖間。而行買之人，金陵為盛。其工作蓋與扇行八郡。以其壤地褊小，或至鄙與陋，卒毋敢奸蘭（犯禁走私），跳于四民之業。仙（游），近邑也。其人心質，風俗大抵與莆相類。倚山田頗足自資，而少出門。”
由上可見，風俗醇美，是宋明史志對莆郡風俗的一致結論。而這種醇美風俗，是同儒學發展、文教興盛息息相關的，是儒文化南移的必然結果。史家認為，儒學本身就是一種源于古代中原地區的風俗文化，反映古代中原地區的民族精神。儒學是對古老文化的概括，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其宗旨即以仁愛為核心的人倫文化，反映中華民族的美德。
與此同時，史志亦毫不隱諱地指出莆郡風俗的陋習。突出表現在宗教信仰上，形成對人民的諸多精神枷鎖，《莆陽比事》“寺觀相望”條目稱：“（五代）閩王延鈞崇信竺乾法（佛法），一歲度僧至二萬余。莆大姓爭施財產，造佛舎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區。”大寺內多有分院，廣化寺下有庵院百二十余所。“今天慶觀（道教）三殿宏麗，甲于八郡。”《仙溪志》“仙釋”條目稱：“（仙游）晚唐以來，地有lsquo;佛國rsquo;之號”，“祠廟”條目稱：“（仙水靈惠廟）神主科名尤靈詔，歲興（化）、福（州）、漳（州）、泉（州）士大夫齋戒詣祠下丐夢（祈夢）不絕”。“靈顯祠（舊名何仙祠）。郡之士子有志于功名者，先期齋沐謁祠丐靈，顯晦皆決于夢，其應如響。”《興化府志·風俗志》稱：“（莆田）其歲時所尚，美惡相半”；“（端午節龍舟）競渡。按，競渡有三害：破財，一也；起斗爭、詞訟，二也；不幸覆舟，殞傷性命，三也。然細民樂為之，官府終莫能禁。”“七月中元節，送紙。人有多買紙為錢，及糜之為金銀錠，侑以酒肴，薦諸祖考。其紙以多為善，出嫁女子行禮父母家，名曰lsquo;送紙rsquo;，其費尤多。太守王公弼以其無益，嘗出條約禁之，終莫能止。今按此有三失hellip;hellip;”
史志對莆郡風俗的記載，不飾美，不掩陋，尊重事實，予人較為全面的認識。明代名臣、史家黃仲昭《邵武府志·序》稱：“（府志）于風俗，則明其美惡，而使民知所因革”。去惡揚善，化民成俗，正是莆郡太守精英蒞政之要務。（未完待續）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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