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人競選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員,歷史悠久。成化十年(1474)四月二十日,王鏞來任興化府學教授。后來,應他的邀請,黃仲昭撰寫《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黃仲昭說:“吾莆科第,昉自唐之貞元(785-804),然迄于五代(907-960),僅十有三人而已。”“宋(960-1279)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預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余人。”1368年明朝建立后,“百有余年于茲。莆之歌《鹿鳴》而升為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侄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恒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從,長藩臬者,接踵而起。人才之盛,蓋幾宋矣。”(《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這是歷史上莆田人踴躍報名,參加全國范圍內政府官員競選的歷史見證之一。
這一記載還說明,宋太平興國四年(979)設置興化軍后,隨著地方政權建設的加強,莆田縣教育有了新的起點,在科舉中得中進士者不斷增多。早在隋煬帝時(605-618)就開科取士,但是莆田卻直到唐貞元時才有零的突破,比人家落后了近兩百年,且一個半世紀后也只有十三人,和宋三百年間成就相比,那真是一石差九斗!引人注目的是,置郡后,在各地先進文化的不斷推動和促進下,莆田恰似千年沉睡的雄獅,“醒”了,興了!到宋神宗時(1068-1085),莆田不僅建成了舉世聞名的水利工程木蘭陂,而且莆田徐鐸、仙游薛奕還把同科文武狀元的桂冠給領了回來,宋神宗激動得詩興大作,稱這是“一方文武甲天下”hellip;hellip;
從791年林藻中進士起,到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止的1000多年間,莆仙人中進士的就有2000多人。在古代,除了天子,莆田人什么大官都做過,宰相、六部尚書、封疆大臣等都做過,有的還是“三部尚書”,例如陳俊。有的家庭大出人才,唐代林披有九個兒子,都做了刺史級以上的官,史稱“九牧林”;黃璞舉進士和四個兒子同列館職,史稱“一門五學士”。宋高宗時,黃公度與陳俊卿為同榜的狀元、榜眼,史稱“魁亞占雙標”。到了明代,一家幾代人都中舉或中進士,那就更多了,那時的碑坊已經說了,這里也就不一一舉例說明。
在明代,解元、狀元、榜眼、探花,各地都不容易得到,所以,一旦被莆田人拿下,那真是件莆田教育史上的大事。在明代,莆田城碑坊林立,有狀元、解元等坊,有集體表彰各科登第者坊,父母官向本府縣人民隨時匯報莆田競選成果。其結果,越是讓廣大人民群眾知情,莆田中舉人中進士的人數越來越多。據《山齋集》卷九《國朝莆陽科第錄序》記載:“自洪武庚戌(1370),迄嘉靖戊子(1527),凡五十六舉,士由鄉薦者,千一百一十一人,登甲科者,三百口十四人。”(朱維幹《莆田縣簡志》第十六章《明代莆田文藝界》)。
本世紀初,由于姓氏源流研究的需要,我曾根據清乾隆《興化府莆田縣志·選舉志》的記載進行統計,明代莆田中舉人數共1707人,其中林氏294人;進士518人,其中林氏81人。在明代凡中舉人中進士的,一般都可以遠離家鄉,到省外做官,并把當地經濟發展信息轉告家鄉人,從而引起了各地外流人口的不斷增多。所以,不能孤立地看科舉,以為那與經濟發展無關,僅僅是少數人的事。明代洪武二十四年以后,莆田縣在籍人口日益明顯減少,中舉人、中進士者不斷增多,是一大原因。 (林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