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府為了落實“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方面，恤民措施不斷出現。《重刊興化府志》即弘治志卷之二十五《恤典》指出：“歲遇饑饉，有賑濟之典焉；民苦窮獨，有錄養之典焉；軍民疾病，有惠藥之典焉；死亡無歸，有收葬之典焉。至于慮囚之典，三歲一行；養老之典，累歲一舉，以及旱干水溢，放免田糧，亦以奏告而屢行之hellip;hellip;”
那么，在明代莆田，地方政府又是怎樣落實恤民政策的？
一、賑濟之典。《重刊興化府志》說：“宋有常平倉、社倉、義倉。國朝洪武初有四倉。所謂四倉者，酌量道路遠近，以便賑濟而設也”。
明初莆田縣延壽里有岑頭倉，仁德里有李墩倉，景德里有鄭莊倉(俱永樂四年立，后來廢去。)國清里有埔頭倉（正統五年即1440年主簿唐禮立），延壽里有涵頭倉、景德里有黃石倉、興福里有嶺頭倉，俱由弘治十二年（1499）知縣吳遠立。郡城內有總倉二所，成化三年（1467）知府岳正立。在那時，莆田縣境內之所以建立那么多糧倉，主要是為了備戰備荒，防范于未然。莆田地處東南沿海前線，這里常發生倭患，給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造成嚴重的威脅。嘉靖卅四至四十二年（1555-1563），長達九年的抗倭保衛戰就在這里展開，最終取得震驚中外的莆田大捷，莆田也因此獲得了“壺蘭雄邑”的光榮稱號。要是沒有充分的糧食儲備，那真是不堪設想的。
二、養濟之典。《重刊興化府志》說：“宋有安濟坊、安養院（在望京門外），俱崇寧、大觀間（1102-1110）建，以收恤疾病窿老之人，為德至渥。莆田縣南有仁壽廬，慶元（1195-1120）初知縣廖德明建，凡道路來往疾病之人，皆取給焉”。
元改安養院為養濟院，即宋舊址為之。
洪武十八年（1385），因舊養濟院重加修理。弘治六年（1493），知府王弼遷建于肅清門外郡厲壇之右。廳堂悉依舊制，而房舍視舊加多，且極潔靜，孤老就居大悅。每月照例人給米三斗，柴九十斤。每歲寒暑布各一匹。死給棺一具。
三、醫藥之典。《重刊興化府志》說：“國家設醫官，率領醫生以醫疾病。復設惠民藥局，授以官價，收買藥餌儲積其中，使凡有疾病者，皆取給焉”。這就是說，在明代，醫療事業得到重視，醫生行醫實行官方管理。與此同時，設立惠民藥局，以平抑藥物價格，不讓各地醫院亂要價。
四、收葬之典。始于宋朝崇寧二年（1103），“詔以不毛之地為之”，以掩埋那些無人認領的尸骸。興化軍奉詔立于廣化寺之西岡。明代莆田縣二所：一在南廂筱塘山之原，宋朝紹熙元年（1190），知軍趙彥勵創建，明朝正統十一年（1446），主簿唐禮修；一在東廂太平山，周圍一十畝，弘治八年（1495），知府王弼創建。
五、慮囚之典。三歲一行，明朝首創。做法是，“在京遣堂上官會審，在外遣刑部或大理寺官，會同巡按御史及分巡守官會審。除情真罪當者照依原議，其或情有可矜，罪有可疑，及事無證佐者，準予辨理具由請旨發原問官吏，失人亦不加罪。民賴以全活者甚眾”。公堂只怕逼供信，屈打成招，誤國害民。對前任的斷案重新審理，并請受害者大膽說話，澄清事實真相，無非是為了及時糾正冤假錯案，維護法律尊嚴。法律有了尊嚴，社會才能安定。所以，慮囚之典維護的是國家法律的尊嚴。
六、養老之典。
洪武九年（1376）八月十一詔書規定，“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令一丁侍養，與免雜泛差徭”。這一決策稱得上是對老年人的關懷，平時生活有人照顧。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書規定，“貧無產業者，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匹，絮一斤。其田產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富貴戶不給。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八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并免雜泛差役。冠帶衣服另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為令。”后來，后繼者發揚光大，其他郡縣也賜冠帶，八十歲以上老人有此殊榮，只是賜米、絹、棉絮、酒、肉數量有所不同。最近，筆者參加九牧林一房譜校對，方知到了清朝，賜冠帶脯帛這一養老之典也堅持下來了。
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他對中國原始社會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并得到了歷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的高度重視，給了不同程度的繼承和發展，無不收到了一定的社會效果。在恤民方面，明代較前有了新內容，新創造，并得到各地的具體落實。明代莆田恤民政策的落實正說明了這一點。（林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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