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愛惜民力，勞民不怨。
在古代工程技術(shù)條件下，興建公共設(shè)施，需使用大量勞力。作為農(nóng)業(yè)社會來說，用工須不誤農(nóng)時，使民勞而不怨。這是歷代莆守興建公用工程所遵循的一大法則。
天平興國八年（983），詔命興化軍治自游洋遷至莆田。建設(shè)新軍城，無疑是個重大而迫切的“政治任務(wù)”。首任知軍段鵬，“從容整暇，往往于農(nóng)隙時借請民力以為之”。因隨就簡，以原有都巡檢廨（官署、官舍）為軍治；建崇樓于軍治之前，以鳴鼓角；遷都巡檢廨于城西，以便巡警；建都監(jiān)于軍治之東，以提舉兵馬公事。“以及司法、糧儲、關(guān)防、務(wù)局，或仍舊制，或新改作，皆以農(nóng)休量假民力。其勞則鮮，其功則倍。黔庶（平民）有樂城之心，道路無怨咨之言”。（﹝宋﹞陳仁壁《興化軍廳記》）。郡志稱“（段）鵬雖勞于使民，而民不怨。后世論創(chuàng)始者稱（推舉，稱贊）段知軍云”。
明洪武十三年（1380），興化衛(wèi)指揮程昇因增軍士，請拓地擴城。命下，貧民以勞役為憂。知府李椿曰：“役以賦起”。即按照民賦多寡而授之役，令有干濟才的莆田縣主簿郭貞督察其事。郭貞勸助有方，“事集（完成）而民不擾”。弘治三年（1490）出知興化府的王弼，“凡有興作，必先營度無所苦病乃施工”。其修建治理木蘭陂、洋城斗門、南港斗門、樟橋等公共工程與官府次舍，皆有條不紊修建，而“民若不知其有所為者”。
目睹有的城市，將中心城區(qū)土地出讓給開發(fā)商，蠻橫拆遷原有商住設(shè)施而長期違約不建，致店主失業(yè)，居民流離，交通阻塞，環(huán)境惡化，成為典型的擾民工程。此并非官不如昔，而是德性淪落，權(quán)力失制，政失所本也。對此，元代邑人傅定保所作《興化軍錄事廳記》，對役不擾民的做法有全面深刻見解。認為：官有職分焉，治守系一城之耳目。居必爽塏（高、燥），規(guī)置必端直，宴處必靜深，并非全是為了奉侍自己，而是用以疏明視聽，養(yǎng)神安身，清明政令之源。世人既不滿那些茍且無為的軟弱庸官，亦詬病那些雖足以自奮，又乘興建之機貪掠強派，令民憂戚的強官。“有能于政務(wù)余暇，儲度財力，以新舊起廢，使民不知役，可不謂賢乎？”老百姓歡迎擁護的正是這種，為民辦事而不擾民的賢官能臣。
三曰多頭集資，經(jīng)營有方。
興建公用設(shè)施，愛心是動力，資金是基礎(chǔ)。歷史上為何一些太守精英能夠興舉善事，青史留名，而更多的人則喜逸憚勞，碌碌無為？其癥結(jié)即在于此，尤其有一套解決費用之政策，否則，雖有心惠民，終亦難成其事。
北宋段鵬知軍始建的興化軍城，至南宋理宗紹定間，已是四境蕩然，破扉不閉。因北盜南進，城民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郡府雖欲筑城安民，無奈郡力已屈，人事變故，難以成事。曾用虎來知后，欲成其事，針對“費雜且廣，無以為繼”之悲觀言論，奮然曰：“吾患無政（策），不患無財。”銳意為之，兩年建成。計費用緍錢二萬四千余，楮幣（紙幣）六萬六千余。其中，朝廷賜幣四萬，漕臺助錢、楮各千，其余悉由郡庫支付。這是國家、省、地三級集資的政策。
多方集資，盡量減輕民眾負擔(dān)，更不可借機斂財，這是莆守們堅持的一條原則。北宋創(chuàng)建的北洋陳壩斗門，上受眾流而下泄之海，獨當其沖。歲久失修毀墜，農(nóng)民一再叫苦，只因工費繁重，計議者感到為難。南宋紹熙初來知的趙彥礪，截流裁基，新建斗門三間，費金錢四百余萬，請于常平司得四分之一，又節(jié)約其他經(jīng)費補足工程費用。均攤農(nóng)民的費用僅為舊時一半，極大減輕了百姓負擔(dān)。趙守還以郡庫羨余（地方雜稅）收入，修建郡城大街小巷道路，方便民眾。明代知府岳正重修江口橋，利用廢橋石梁，節(jié)省費用過半，所費銀不足八十兩，且是出自按察司僉劉子肅的罰金，而非向民眾征收。知府潘本愚重建府署，所需材木、磚石大多取于廢寺，故“功成而民不知”。岳正視郡事應(yīng)當修舉者甚多，后顧郡庫空虛，用度不足，于是節(jié)縮公私浮費，而多方經(jīng)理工程。明知府潘琴重修城門時，議定“功可借于民，財不可斂于民”。乃廣節(jié)冗費，細積羨余，購材陶瓦，又拆淫祠、廢寺棟梁瓦石尚可用者用之。邑人名臣林文，為知府潘琴重建城門作記，贊曰：“噫！甚哉，創(chuàng)造之難也！謀出于茍簡者，必?zé)o經(jīng)久之計；財出于斂求者，必興謗譺（非議，怨言）之怨。今財也出于公，而用之無虛費；力借于民，而使之以時。故民皆樂于趨事赴工，其用力也齊，其成功也速。”（《莆中城門重建記》）林文在《岳公橋記》中，稱贊岳正“公來莆，興民之利最多”、“經(jīng)營有道，人心悅而用力齊，工夫易就，足為經(jīng)久計。”都是對莆守興建修舉公共工程，所實行的有效政策的精辟總結(jié)，于今仍有借鑒之處。史志還記載，明代知府丁鏞，聞知省上無官錢支持修建莆田縣廟學(xué)，率先捐資倡導(dǎo)士民，于是“邑人亦多持鏹(錢串)以來，建成大成殿、二廡、橶門等建筑物。
重視發(fā)揮寺門僧家作用，是莆守興建工程的一大特色。元代興建寧海橋，就是由龜洋寺僧越浦募緣籌資建橋的，并建吉祥寺護橋。明代興化府同知徐則敬重修時，因費用甚大，財殫力困，親自上壺公山恭請靈云寺（今凌云寺）僧湘江主持橋事，從募緣費用、主持工役，歷十余年建成。江口橋歷次修建工役，亦多由僧家主持其事。據(jù)郡志記載，宋明時期的橋梁、陂塘、斗門等公用設(shè)施，由僧人主持的達十四五項。僧家的嚴于戒律、清貧苦行精神，其超脫世俗而又為民所信賴的地位，以及個人才華，具有獨特的優(yōu)秀經(jīng)理人素質(zhì)。 （未完待續(xù)）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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