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道三年（1167），三月，鐘離松以左朝請大夫來知興化軍，循例向天子辭行，聽取“圣訓”。宋孝宗指使“勸農?！?，叮嚀告誡“以民為念”。到官后，遍問民間疾苦，獲知“猶剩米”是“為斯民之深害者”。時值連年大旱，民間所收十才一二，其中亦有顆粒無收者。漕司雖許從實減免，但軍儲僅可支持到六月，難以為繼。若依舊以一半“猶剩米”輸之福州，本地則無水旱災荒儲備糧，使一方之民受其害。若坐視不恤，則民力凋瘁，狼狽日深。于是，披肝瀝膽，冒不測之誅，極言陳情，昧死乞請將所輸福州一半“猶剩米”盡行蠲除，以寬民力。鐘知軍所奏，仰副孝宗臨遣訓敕，充滿憂民濟世之情，兼及國家利益。孝宗從其所請，詔令盡除之。為興化民眾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知軍潘畤奏請減免紹興年間開征的經制與總制二項的虛額錢（經制、總制錢，是朝廷向地方征調的各項財賦與雜稅之總稱，是南宋的重要財政收入），又奏請減免每年所征的丁米錢，所請兩項各千數萬，民眾大蒙其惠。
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因春夏雨澇成災，知軍趙彥勵（字懋訓，河南浚水人），奏請以節省的財用，與民挪融代納。又請將三縣額征僧道免丁錢計六千九百貫，除去舊額，以現存之數為準。所請兩項皆為朝廷所從。
南宋高宗時，鑒于土地稅混亂不均，推行“經界法”，即重新丈量土地，重定稅額，以扭轉稅負不均問題，取得了成功。但后來卻中斷停止。寧宗開禧三年（1207），知軍王居安（字資世，浙江臺州黃巖人），初上任便向朝廷列條奏報便民之事，乞請實行經界法，以平均稅負、勞役。
對省司未能均衡各郡府的稅賦、勞役負擔，莆郡太守們亦據理力爭，以減輕民眾負擔。南宋知軍鐘離松，在報請盡減“猶剩米”奏疏中指出：“一州一郡自有一州一郡財賦，不免通融支撥，但應當損有余以補不足。興化歲入財賦比之福州才及十二分之一，豈應反令小壘裨助大藩？”終于得到改變。明代知府潘本愚，針對郡內逃絕戶產業被豪強欺隱，糧號無征，往往責派小民帔納的不公平做法，一律根究受產業之家征之；間有無從根究者，則令里長賠輸，不以累小民，維護了稅負公平。明代知府王弼，針對福州府奏報所屬白沙驛供給不敷，乞請割興化府財賦增加其供給，上司業已依奏處理。王弼曰：“此事不可以口舌”。乃上疏朝廷請述利害本末，得以更正。漳州草寇溫文振起事，攻分邑、殺平民，泉、漳以南大擾。鎮巡等官議定，聯合各衛軍及壯丁討伐。時巡海使司馬垔掌兵事，于莆田征召壯丁，王弼力爭不可。司馬垔曰：“奈何強以死罪負于身耶(為何將死罪強加于我身上啊）！”王弼曰：“莆郡小民寡，且與寇鄰。倘征丁壯以去，寇至，將誰與守？夫失軍機，死也；失土，亦死也。等死，死土可也！”意思是，喪失軍機與喪失地（城邑）一樣是死罪，難道可以令我因失土而負死罪嗎？司馬垔為其守職愛民的正義豪語所感化，于是放棄征丁而去，后亦終于平息賊寇之亂。王守不顧個人利害得失，不懼強勢，處處捍衛莆民利益，深為郡民所愛。
唐代大臣李琪同唐莊宗論政時，指出：“救人瘼者，以重斂為病源”。（解放百姓疾苦，要將賦稅繁重作為弊政根源），“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養育天下百姓，最好辦法是減輕賦稅）。明代教官兼史家谷應泰曰：“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罚┚兄袌陶怼Ｆ慰ぬ厝紊蠟槊裾埫磸妥嗾埑p免賦稅，為民解困，可謂仁政矣！反映其“窮年憂黎民，嘆息腸內熱（杜甫詩《自京赴奉天縣詠五百字》）”的安民濟世情懷。
“莫訝此行無興味，要將餓絕問耕農”。這是明代興化知府徐濟（蘇州人）游鳳凰山廣化寺的詩句，反映對農民疾苦的關切。這是古代士族精英們的共同心懷。南宋知軍鐘離松，昧死上章，力除“斯民之深害”。其愛民義舉，與莆田知縣高維正閉城保官行徑，形成鮮明對照。鐘知軍披肝瀝膽為民請命，為朝廷所從，為歷史所褒揚。其奏章《奏乞除免剩米劄子》，亦得以世代相傳至今，彌足珍貴；高知縣為了保官，不恤民情，不僅害民，自己亦以丟官而告終。這就是歷史的辨證法，歷史的正義性。 （續完）（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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