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之精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是古代先賢對民本思想的典型表述,意思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國家才能安寧。論說精辟,深刻反映管理國家的本質,成為歷代賢能達士的焦點話題。可概括為二句話,一曰人民為大。如孟夫子所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二曰愛民為大。如孔夫人所言:“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故此,官有百職,職有百務,總歸于“為民”二字。
郡府作為古代承上啟下的行政機構,其價值取向是否端正,甚為重要。史圣司馬遷總結秦朝歷史經驗時指出:“牧民之道,多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不響應之助矣”。認為管理人民的方法,務必使人民安定。即使天下有臣子倒行逆施,亦定無人響應幫助他。唐明皇李隆基賜題諸州太守的座右銘,就是:“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對人民疾苦深切憂慮)。”南宋幾位著名理學家均有從政經歷。程頤曰:“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朱熹與弟子論政時曰:“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朱文公政訓》)明代吾莆名臣周瑛出任安徽廣德州太守時,特于公署立屏題詞“視民如傷”,借以自警自勵。他同后任劉太守談及執政之道時稱:“始(周)瑛作州(擔任州長官),無他伎倆,但求免得罪百姓而已”。他與江西撫州太守論政時,更加明了提出:“政無善惡,安民者為善政;法無當否,便民者為善法”。將安民、便民作為衡量執政得失的最高準則。無不切中執政之要理。
莆郡太守執政為民事跡,分以下五點論述。
一曰:減負農民。
宋初,興化地區百姓賦稅繁重,身丁稅征七斗五升,農民辛苦勞作一年所得,僅夠交稅。不得不逃亡他鄉,甚至生子不養。時任福建轉運使的吾莆名臣蔡襄,奏請朝廷大幅度減除漳州、泉州與興化軍的身丁稅,以蘇民困。南宋的稅負更重,仙游小縣人均承擔稅錢七百余文,稅糧四斗,超過五代時期的苛政。一縣稅錢數倍于福州各縣。沉重的稅負,造成人民逃離,生活困苦,社會動亂。
史志記載,多位莆郡太守,關心民瘼,奏請朝廷減除稅賦,以安定民眾生活。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知軍汪待舉,向朝廷請免除本軍船澳、浦草等多種稅錢。孝宗隆興二年(1164),知軍張允蹈,請免除“猶剩米”二萬零五百石,詔免其半。三年后,新任知軍鐘離松再奏請減除,詔令全數免去。
何物“猶剩米”?原來,高宗建炎三年(1129),閩西北建、劍、汀、邵諸州,盜寇竊發,朝廷遣兵收捕。福建路轉運暫移司福州,就近于興化取撥現存苗米(漕運供應京師的米糧)二萬五百石,以應軍期急缺。本是應急的權宜之策,可是自此卻成為定例。漕司(轉運司)謂之為“猶剩米”。每歲責令運繳福州,致使興化軍用度大窘。四十年間,每有水旱之災,漕司不再核減。紹興十三年(1143),數萬戶農民因災無收,湧向莆田縣府,請求減免。知縣高維正,擔心無糧充作“猶剩米”上調,關閉縣門不為受理。以至民眾擠擁踐踏而死者其眾,高維正亦終以此坐罪罷去。至孝宗隆興二年(1164),再遭大旱荒年,朝廷委監司差官前來察看,放及五分。次年,軍儲不繼,無米支持。于是,知軍張允蹈疏奏朝廷,陳述“猶剩米”之利害關系。宋孝宗睿斷減免其半,莆民歡欣鼓舞,感恩戴德。 (未完待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