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再看看明代人的記載：
據(jù)黃仲昭《八閩通志·蔡襄傳》云：“蔡襄字君謨，仙游人，后居莆田。天圣中第進士甲科。hellip;hellip;以親老知福州，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民田，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 《八閩通志》是現(xiàn)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性的地方志，作者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號未軒，福建莆田人，官至翰林院庶吉士、編修，與蔡襄算得上是小同鄉(xiāng)。該志成書于明弘治三年（1490），所引蔡襄史料與《仙溪志·蔡襄傳》和《宋史·蔡襄傳》基本相同。
又據(jù)王應山《閩大記·蔡襄傳》云：“蔡襄字君謨，仙游人，hellip;hellip;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丁口稅之半。”明萬歷初年，侯官（今福州市）人王應山參與以林燫為總裁的《福州府志》纂修，“多所裁定”；又擬定繼弘治《八閩通志》之后續(xù)纂省志的計劃，且已擁有八府一州之大量史料。由于林燫去世，編事遂廢。王應山為了不使已到手的資料散失，從萬歷六年（1578）春至九年（1581）夏，以私家之力編纂成《閩大記》55卷，可視為福建第二部“省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所記人物遠比《八閩通志》生動、細致，大有助于地方史的考異、發(fā)隱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鄉(xiāng)邦文獻。
此外，喻政修纂的萬歷版《福州府志·蔡襄傳》亦云：“蔡襄字君謨，仙游人。慶歷間，由左正言直史館，乞郡養(yǎng)親，出知福州。未幾，改轉運使。復五塘以溉民田，又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hellip;hellip;嘉祐初再知福州，復疏導附城湖浦”。該志水利卷記載與《三山志》相同，也沒有記載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時有“修復古五塘”之舉，只記錄了他第二次擔任福州郡守興修水利的事情。
綜上所述，蔡襄“修復古五塘”的地點不可能在福州，那么，持第三種觀點的依據(jù)就站不住腳了。正確的答案只能是第二種觀點，即蔡襄擔任福建轉運使期間在莆田“修復古五塘”。
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在木蘭陂未筑之前，莆田南北洋平原均靠鑿塘儲水以灌溉。但自北宋天圣間起，大地主陳清等勾結官府，陸續(xù)把北洋五塘填為田地，致使沿海田地無水灌溉，常年有種無收，而稅賦卻依然照征，農民被迫流離失所。此時擔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在回家探親期間，深入實地親自調查研究，并上疏《乞復五塘札子》：“臣昨至興化軍，訪聞得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沖、大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余頃為田，八千余家耕種為業(yè)。”由于蔡襄這一疏救活8000余家農民，為家鄉(xiāng)人民辦了一件大好事，所以老百姓“為公立生祠于塘側”。
與上述史實相佐證的地方史志還有，明人何喬遠的《閩書》和周瑛、黃仲昭的弘治《興化府志》，尤其是宋邑人李俊甫《莆陽比事》所記載的“蔡襄漕福建，莆有陂塘五所，自豪民請筑為田，塘下田皆為旱地，襄奏古塘，灌田千余頃，可活八千余家，及筑為田才百頃止，贍官勢戶三十余家，利害灼然，后五塘皆復，民立祀塘側”相吻合。
倘若說福州學者持“修復古五塘”地點在福州的話，它是有福州明清地方志作為依據(jù)的，比如明人葉溥、張孟敬修纂的正德版《福州府志·蔡襄傳》載：“蔡襄字君謨，仙游人。天圣進士，由右正言直史館，以便養(yǎng)親，出知州事，始復古之五塘，又奏減五代時州民丁口稅之半。升本路轉運使，尋以父喪去。嘉祐初，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再知福州，疏導附郭河浦，以溉民田”。又如清人徐景熹修纂的乾隆版《福州府志·蔡襄傳》載：“蔡襄字君謨，仙游人。天圣進士。由右正言直史館，乞便養(yǎng)親，出知福州。始復古之五塘，又奏減五代時州民丁口稅之半。升本路轉運使，尋以父喪去。嘉祐初，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再知福州。”
事實上，乾隆版的《福州府志·蔡襄傳》與正德版的《福州府志·蔡襄傳》如出一轍。兩部志書都把“修復古五塘”之事放在“升本路轉運使”之前，但兩志的水利卷記載與《三山志》相同，并沒有記載蔡襄在福州“修復古五塘”，這是它們的矛盾之處。可以說，兩書的作者混淆了蔡襄“修復古五塘”地點的前后順序。
那么，莆田學者持蔡襄“修復古五塘”地點在福州、莆田兩地兼而有之，那就更令人費解了，不知道他們依據(jù)的史料是什么，出處又在哪里。筆者認為，究其原因恐怕有兩點：一是史料可能出自私人筆記或野史；二是寫文章走捷徑，人云亦云、照抄照搬，以至造成以訛傳訛。歷史人物研究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貴在實事求是，認真嚴謹，來不得半點馬虎。本文意在拋磚引玉，求教于各位方家。 （續(xù)完）（林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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