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傳世文集《翠渠摘稿》，卷五載十六篇論說文，涉及天文地理、陰陽五行、生物生理、人才政略，書法文字等諸多領域。不少文章論及政理治道與人生哲學，立意高深，生動活潑，闡發個人主張，往往富有新意，既借以自警自勵，修身養性，并能發人三思而效法。
有篇題為《育蠶說》文章，說蠶以絲報答育蠶主人之恩，以至殺身而無悔無怨，借以勸告臣子報國之心，并用以自警。言近旨遠，耐人尋味。
其文稱，蠶能吐絲，待人養育。又細述育蠶之艱苦：造室備筐，晝夜不遑（無空閑）。始生如芒，其次如錐、如箸（筷子），至于如指（手指頭）而蠶長成。蠶以主人育蠶之勤，于是盡其技以報主人。其口始忽忽吐絲，宛轉不已而繭成；主人煮繭抽絲，蠶不得出而死之。文章于是嘆曰：“蠶食主人之力，而報以絲；（主人）以絲之故，而竟殺其身。蠶固（的確）無負于主人哉！”
周瑛并非清談蠶之生理習性，與人育蠶之艱辛，而是以蠶農育蠶，比喻國家育賢(培養賢材)，直指朝政之弊。他認為，國家育賢猶如育蠶，為之設立學校以教養之，為之開設科目（科舉分科取士項目）以登用之，為之頒發爵賞名位以褒榮之。國家養賢可謂至矣用心（到了極點）。進而尖銳指出，作為賢者，由其養(培養)而不率（遵循服從）其教（導），蒙其恩而不知其所以為報(答)。平居無事，未嘗思如何建樹，以裨益國家；國家一旦有急，則相顧而駭，終無一人抗節仗義，以死其事者。周瑛不勝感慨，嘆曰：“嗚乎！蠶報主人以死，臣子報國家，未必皆以死；本應堅守節義去死卻不死。尚且以蠶勸導其心吧！”。
周瑛斥責臣子負心蒙恩，不報國家養賢之恩，當然不是無的放矢的泛論，當是有所指向的。從其早年經歷看，少時隨父調戍漳浦（今屬福建）鎮海衛，景泰四年（1453）以邑學生鄉試為舉人。不意春宮不第，遂益加博覽群籍，鉤深探微，與理學名家陳公甫研討理學，學問日進。十六年后，登成化已丑（五年，1469）進士第。從文集編排次序與本文主題看，當是出仕前在學期間所作，正是其蓄志效國之年。而其間發生的“土木之變”，即明英宗被蒙古族瓦剌所俘的政治事件，是明朝最大的國恥，不可避免對周瑛思想產生強烈的沖擊。
據歷史記載，明英宗正德十四年（1449），蒙古族瓦刺發兵進犯大同（今山西），宦官、司禮太監王振鼓動英宗率大軍親征，于土木（今河北懷來）遭敵伏擊，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英宗亦成為俘虜。一時國中無主，人心惶惶，居守京都的郡王朱祁鈺監國，召集朝臣商議戰守大計。時京師老弱兵馬不滿十萬，翰林侍講徐珵主張棄城南逃，遷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謙力主堅守，受命為兵部尚書，暫渡危機。“土木之變”是宦官擅權亂政的惡果，成為明代極大之國恥，國勢自此走向衰落，朝中卻無人以身謝罪，為之擔責。
周瑛當時正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如此重大政治事件，一國之大恥大辱，不能不沖擊他的心懷。此文所嘆臣子不能如蠶以死報主，便是發自內心的吶喊，表達對那些蒙恩負主臣子的憤慨之情。
“小臣愛國不憂死”、“披肝苦為綱常謀”。從周瑛一生仕途看，他正是以蠶報主人之志報效國家，“意當適處功名薄，行到慮時道義先” 、“但于匡主處，使是致身時”。此類贈友人詩句，便是心聲的回響。其居官近二十載，所到之地，皆有善政，為朝廷嘉獎，為百姓所擁載。
周瑛稱作此文，是有感于一些臣子未能以蠶報主為法，因而“說蠶以自警”。其政歷、政聲表明，他確似蠶那樣，盡使其技，兢兢業業，披星戴月，勤理政務，自警自勵，自強不息，報效國家, 安民濟世。履行青年時代所立“為國張四維，反躬自點檢”之人生準則。問題是，在專制政治下，人才難得，人才難用。周瑛后期正值明孝宗“法祖用賢” 、銳意改革的“弘治中興”之時，于歸家省親后起用為四川參政，不久轉右布政使（掌一省之政），給事、御史(監察官)交章薦舉大用。周瑛卻以母喪辭歸，服除又以引年（任官到齡）致仕。恰如其詩所嘆：“鸞鳳在棘龍在野，古來賢哲誰逢時？”“數莖白發宦情薄，滿目青山日興濃”。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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