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束語
莆田“文獻名邦”的稱號不是自封的,而是外籍政府官員對莆田地方特色文化的理性認識和高度評價。由于說得好,可用以表著前人,風勵后學,所以被莆田民眾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這是因為1368年明朝建立后,規定郡守縣令要遠離家鄉,到他省任職。作為地方政府官員,建碑坊,寫題詞,是他們份內事,豈能讓他人瞎指揮,說閑話?而且“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墻內之花墻外香”,歷來如此。莆田有哪些地方文化特色 ?回答最佳者還是外來人,“莆陽文獻“、“文獻名邦”木坊的先后出現說明了這一點。來這樣的府縣做官,感覺自然而然會不一樣,這就是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與此同時,許多人還把莆田作為自己的又一個家鄉,精誠投入,不斷鼓勁,讓她錦上添花。徐知縣當年在縣巷創建二碑坊,其動機無不是為了鼓勁,營造良好的政治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碑坊不可隨便更改。《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九說:“善俗坊,舊在縣前。宋朝以莆善俗而作。國朝宣德間(1426-1435 年),縣丞葉叔文重立,四方人久傳誦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知縣盧俊,無故將扁移置偏街,而易以lsquo;淳風rsquo;,似無意謂。竊謂受禮存羊,宜復舊觀。”況且將扁移置偏街,也是多此一舉,說明他并不明智。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縣徐執策在縣治門口大街二端建木坊,扁曰“莆陽文獻”、“海濱鄒魯”;萬歷十六年(1588年),知縣孫繼有改題曰“壺蘭雄邑”、“文獻名邦”。23年間,題詞內容不一樣。二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更合乎明代莆田抗倭斗爭實際,既突出了莆田這個英雄母親城的偉大形象,又加深了莆田“文獻名邦”的內涵。試想,要是在日本倭寇屠刀下,興化府城——莆田淪為倭寇或西方海盜的殖民主義據點,福建省變成人家的殖民地,那么,“文獻名邦”還有什么歷史價值?!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說莆田“文獻名邦”就要講一講歷史上海防建設,特別是明代莆田海防建設和抗倭斗爭,講一講莆田民俗“五日歲”的來歷。我在《莆田“五日歲”與抗倭斗爭》中說:“lsquo;五日歲rsquo;始于1563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倭寇集中6000精銳,連攻興化府城,農歷十一月廿九日,興化府城淪陷。日本倭寇盤踞達60天,于次年正月廿九棄城東逃。二月初一,逃難者陸續回城,和城內幸存者一道慶祝府城的收復。初二,各自到親友家探望,然后于初四補行度歲。以后,因為農歷二月正值春耕生產大忙,lsquo;補行度歲rsquo;紀念活動放在正月進行。就這樣,五日歲在莆田世代相沿,一直保持至今,成為莆田人祖祖輩輩對青少年進行抗擊倭寇斗爭優良傳統的教育活動。”(《福建史志》2008年第一期)民俗是“活著”的歷史文獻。莆田是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大門戶,是抗擊東西方海盜一大戰略要地,五日歲的活動有助于牢固樹立敵情觀念,在保家衛國的斗爭中再立新功。所以,壺蘭雄邑是莆田文獻名邦的集中體現。在我國,盡管不少地方以“文獻名邦”或“xx鄒魯”為自豪,但是,“壺蘭雄邑”卻是只有莆田才擁有。 (續完)(林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