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學田之設，開始于宋代。從北宋開始，為了扶植和保證地方教育的發展，政府撥大量土地給官辦學校，作為學田。學田的田租收入，是學校建設和日常開支的一筆主要經費。史載，“自慶歷（1041-1048年）以來，（閩）郡縣皆立學，學之有田者相望也。”學田遍布全省各地。黃方子的記載說明，學田的增減直接關系地方教育能否正常運轉。所以，《重刊興化府志》說盧端智“復學田以廩士，筑堤防以固田，有功于學甚厚”。
明朝建立后，由于興化府郡守縣令依法辦事，郡縣學校教育恢復和發展迅速。莆田縣學，宋建置，附于軍學之中，元遷薛公池上。洪武元年（1368年），知縣任益因之，增四配、十哲像，立兩廡從祀神主；三年，知府蓋天麟重修興化府學，奉例定四配、十哲位次，飾兩廡像，改道化堂為明倫堂。洪武四年，知縣周從善重修仙游縣學，照例改尊道堂為明倫堂；二十九年，莆田知縣王文焯來任，修建縣學，創后堂，匾曰進修。復新會饌堂，豎靈星門，創米廩于學之西。永樂四年（1406年），在興化府學，通判孫呅、教授傅顯立進士題名碑；在莆田縣學，也立進士題名碑，僉事高勉為記。高勉指出：“方今莆士由科目進者，彬彬輩出，不可勝記。以天下視之，獨八閩與江右相頡玩；自八閩較之，則莆于他郡為特盛；且郡屬邑雖三，其所進率多莆士，是又邑敵郡也。”（《重刊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八）這就是說，在明初，莆田縣教育脫穎而出，成為全國的強縣。
創建進士題名碑，一則可以激勵郡縣學生勤奮好學，為自己家鄉爭光，二則隨時公開府縣鄉試、會試成績，向郡縣廣大人民回報辦學效果，讓全社會都來關心教育事業，捐資辦學，為之添磚加瓦。明初莆田縣教育脫穎而出，鄉試中舉者多，名列福建省前茅，所以，進士題名碑的創建說明，那時的郡守縣令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并且效果顯著，令人贊不絕口。而且，后繼有人，到弘治時，黃仲昭在《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里說：“永樂丙戍（1406年），莆郡學嘗立進士題名之石，閩參政瑞安楊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參錯并列，歷歲既久，后來者無所于書。今教授盧陵王君鏞，謂茲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風勵后學，不可無濟也。乃謀于郡守貳諸公，析進士別為一石，考其履歷大槪而并刻之，仍以楊公之記弁其首；復樹一石，專勒鄉貢士名，而屬仲昭為記。”明朝建立后，隨著莆田教育事業的發展，學田也發生相適應的變化。據乾隆《興化府莆田縣志》記載，在明代，莆田學田的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政府撥田，這是學田的主要來源。政府所撥的有公田、寺田、贖罪田等，例如萬歷十九年（1592年），郡守徐秉正、知縣孫繼有議割囊山寺田、廣業里公田、邑民吳宸寶贖罪田共79畝給學校，作為學田。
其二，發動民間捐田辦學，是增加學田行之有效的途徑。據記載，正德年間（1506-1521年），莆田鄉紳義官曾崇賢一次捐田租200余石，以每畝租1石計，折合地200余畝，數量十分可觀。
其三，發動地方政府官員捐資辦學。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郡人通政使程洪宸一次捐田租100石；萬歷三十一年，府學訓導雷監捐俸買田，歲得田租30石8斗。
其四，地方政府財政節支款買田助學。例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郡節推孫佳出庫銀130余兩買田，歲得田租140石。
明代莆田學田的變化說明，從明朝建立到明崇禎年間（1628-1644年）推官曹惟才撥鄭板地26畝7分止，莆田持不斷增加的可喜局面。學田增加，辦學經費也就不斷增加。
明代莆田學田不斷增加說明，，那時莆田教育事業名列福建省前茅，是與郡守縣令對莆田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扶植分不開的。這是因為教育要發展，一要增加資金投入，二要加強行政管理，二者缺一不可。試想，他們要是對學校辦學經費、學風、考風等漠不關心，甚至鯨吞學田，那么，明代莆田教育還會繼往開來，躍居全省第一？至于什么“文獻名邦”什么“海濱鄒魯”，豈非成了一句空話？
明代莆田學田不斷增加還說明，群眾捐資辦學，為文獻名邦添磚加瓦，是莆田建郡以來的優良傳統，宋真宗咸平元年，有詔立軍學，進士方儀、陳詡和邑人捐款三十萬，后來中央撥款三十萬，“越六年而學成”。辦學要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那也是一句空話。 （未完待續）（林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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