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奢侈生活，是以其權勢為依托的。史志稱，蔡京生日，天下郡國皆有貢獻，號“生辰綱”。古典名著《水滸傳》第十六回《吳用智取生辰綱》稱，“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并非空穴來風，無中生有，而是官場腐敗的真實寫照。大觀三年（1110），御史張克公奏論蔡京執政八年“不忠不軌”凡數十事，揭發蔡京所謂“財利為有余積”，皆出誕謾，務夸大以興事功、肆以騷擾；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夫，漕運花石；名為祝圣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蔡京祖墳）等“無尊主庇民之心，唯事豐已營私之計”，欺君殃民、假公濟私行徑，致蔡京再次被罷相。蔡京任上，依仗權勢掠奪了大量田園房產，霸占田地不下五十萬畝，僅江南一所永豐圩就有水田十萬畝。史料稱，宣和末年，金軍南下圍城甚急，蔡京盡室數百輩，盡以平日所積，用巨艦泛汴河而下，置其錢塘宅內。靖康初，宋欽宗下籍沒之詔，適逢杭州太守毛達原為蔡京所領門下省屬官，緩行籍沒之令，并密喻蔡家，其家資得以藏隱過半，故蔡京后人皆不貪困。又嘗以金銀貨四十擔，寄其海鹽（今屬浙江）族人家，已而蔡京父子兄弟被誅竄，不暇往索，被族人盡掩為已有。海鹽蔡氏，遂成為富冠浙右的豪門大族。
歷史有時亦會作弄人。因金兵圍城甚急，宋徽宗還來不及玩賞艮岳之福，便倉皇出逃，被掠北上，于舟中感傷哀嘆：“帝京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涕淚漣。”鼓吹“豐亨豫大”、貪戀榮華富貴、生活奢侈無度的蔡京，最終以罪竄逐天涯、餓死他鄉。途中，平素最為寵愛的三個美妃慕容氏、刑氏、武氏，亦因金人指名索取，奉旨離去。蔡京以詩送別，曰“為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悲情與醋意交集。史志稱蔡京失敗時，珠履盡散，獨門人呂辨護送其至潭州（長沙）。呂乘閑問蔡京曰：“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于此乎？”蔡京曰：“非不知，將謂老夫可以幸免”。是的，凡奸佞總是自以為得計，心懷僥幸，然終必誤及自家性命。
竊曰：北宋王朝之亡，固然是其長期積貧積弱的必然結局，但宋徽宗，蔡京統治集團的腐朽政治，無疑是加速滅亡的罪惡動力。而蔡京“豐亨豫大”邪說，鼓動起來的驕奢極侈之風，大興營建亨樂工役之潮，致使國庫竭盡、民力疲困，更是對茍延殘喘、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之致命一擊。《宋史》在評論北宋亡國之禍時指出，宋徽宗失國之由，在于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于是蔡京以捐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認為徽宗國破身辱，不能推諉于“數”即命運，“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此論是頗有見地的。
“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喪家。”北宋之亡，自然宋徽宗當負首責，而四度出相、竊國近二十年之久的蔡京，也難辭其罪。靖康改元，欽宗趙桓即位，邊患危急，民怨沸騰。被迫辭任的蔡京，為自定計盡室南逃。天下追罪蔡京為“六賊”之首，殿中侍御史孫覿極疏蔡京奸罪，稱“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蔡）京比者”。 “托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蓄積，掃蕩無余”，正是其疏彈蔡京“必正典刑”的一條主要罪惡。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指出：“宣（和）政（和）間，有以夸侈為言者，小人卻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憑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后人以“豐亨豫大”為好大喜功、奢侈揮霍的代名詞。可見，蔡京之老奸巨惡，南宋時已是士論之共識，元人將其首列為“奸臣”入史，亦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續完）（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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