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憲俊秀
——莆陽尚書風華（二）
三曰：由表及里，力求治本。彭韶執法，并非就事論事，案結輒止。他善于由表及里，推究本源，以期從根本上加以治理。
孝宗弘治初，召彭韶為刑部右侍郎。時浙江嘉興百戶（衛所軍官）陳輔犯私鹽罪事發叛亂，攻掠府城，遁入太湖。彭韶以風力之臣受命前往平叛，追緝陳輔部眾，劾罷守臣，治安遂定。適戶部奏言兩浙鹽法久壞，遂命彭韶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浙治理鹽政。彭韶早夜講究利病所在，認為浙西因通舟楫，鹽利多于浙東，而浙東則對鹽戶強行攤征稅物，以致稅負過重。于是奏請調整鹽課政策，對歷年舊欠，視其年限久近酌情減免，復減處州（今浙江寧波）等地課額，事畢還朝后，又畫八圖進呈鹽戶曬淋、煎熬、折閱（低價出售）、倍征（加倍征稅）之狀，加深朝廷對煮海鹽民貧苦生活的了解與同情，戶部復議通過并作為定例，為孝宗所采納。彭韶正是通過減免鹽民稅負，增加收入，力圖從根本上促進社會安定。其識深矣！
弘治五年，彭韶以刑部審理百戶謝原踢人致死案為據，疏言軍民利病。認為管軍何三因脫逃不還工錢，被謝原腳踢身死，命案雖與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有關，實乃營造昌國公張巒之墓引發。他尖銳指出：“今修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墓，比諸往年勛戚之家相去懸絕，凡百制度多為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所敢當計。執役官軍畏懼箠楚（杖罪），不得已出錢雇役，中間貧乏者隨上隨逃，而管軍、工官又復請增員，前后輾轉，不得休息，豈能無怨言者哉？”彭韶又據所問東安縣知縣朱華被告違例差役陵戶案，指出：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實為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將現戶重疊加役，富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生意。建議將張巒墳墓減去工程，依式修造，俾得早完，并將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以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彭韶此議，亦是著眼根本，釜底抽薪，壓縮皇家工程規模，減輕軍民勞役負擔，扭轉官民、軍民關系緊張狀況，以促進社會治安。史志稱彭韶“謹于守法，而亦嘗有法外之意”，正是其執法高明深遠之處。
縱觀彭韶仕途，由刑部主事直至本部尚書，政績顯赫，官聲遠播。郡志稱其“蒞官忠誠懇至。在外臺，則務平冤滯、剔奸蠹、敦風俗、恤民隱（苦）；在內臺，則謹于守法，不為利疚，不為勢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應當指出，彭韶雖執刑憲之劍，然非嗜刑好罰的冷面殺手。他遵循儒家法制本義，務求明慎而以忠恕為本。嘗言“刑以弼教（輔佐教化），使之畏威遠罪，導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殘者，輒憂形于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止奸也。”足見其并非嗜刑成性、刑罰至上，而是視刑法為教化之輔助手段，使為善者有所恃，為惡者有所懼，終以導民遠罪從善為目的。可謂深得先賢法理之本義也。
彭韶居官，讜言正色，秉節無私，為平民百姓所擁戴。明代莆陽名臣宋端儀，在追記彭韶生平事跡時稱：“在官守，處事精明，馭吏嚴整，事無巨細，必身親視。國事如已事，視民病如在已身，貫徹于上下。所至如春風，和氣著物，隨所遇無不發生。立朝直前無所畏縮，忠義激□，不以禍福嬰懷。讜言至訃，所以開上心、拯時□，別白是非邪正，排奸佞而觸貂珰（宦官別稱），務使為善者有所恃，為惡者有所懼。暮年名德益尊，上則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其名。”
公平乃司法之魂。然在古代封建君主專制下，不過是儒家先圣們的政治理想而已。彭韶謹于守法，既為儒家政治信念及自身道德力量所支使，亦有賴于帝王的某些政治開明。明孝宗朱祐樘作為欲有作為的開明之君，使彭韶這樣的士族精英，能夠登上尚書之座，才華亦有所發揮，一些案件得以較為公正處置，但終不可突破皇族利益集團之底線。彭韶一生守法不撓，因之屢次忤旨，兩下牢獄，一度貶官，其仕途升遷風波，恰是皇朝正義與邪惡斗爭，力量此消彼長之反映。其晚年連疏請退，既有家庭連遭變故之因，更為其守法為貴戚近臣所疾，致其素志不能盡行。可見，封建時代之執法“青天”，雖為廣大百姓所擁戴，卻為朝中奸佞所不容。法制之公平正義，歷來是社會的熱點話題。毫無疑問，道路十分漫長、曲折。需要后人發揚彭韶無私無畏、守法不撓的獻身精神，更有賴于法治體制的根本革新。 （續完）（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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