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城,若要尋找能體現地方特色兼歷史文化品位的標志性建筑物,怕是非譙樓莫屬了。在當今沸沸揚揚的全國性城建熱潮中,一伙號稱“建筑師”的人,在國中大興建筑物的“克隆”之風,致使城鄉建設出現“村鎮抄縣城,縣城抄省會,省會抄京都,京都抄西洋”的局面,到處是似曾相識的面孔,使城市喪失了自己的風格和特色。荔城也不例外,這里的一幢新樓,一條新街,你很容易在涵江或仙游找到他的“孿生兄弟”。對此,國中一些真正稱得上“建筑大師”者無不痛心地指出,此種手法使中國輝煌燦爛的建筑史畫卷,出現了蒼白無力的“斷裂帶”。
面對這股樣式趨同、風格單調、不中不洋的建筑潮流,譙樓雖然難免陷于現代高樓的擠壓之中,但仍以其獨特的構建、古樸雄健的形象堅定地鎮守荔城中樞之位,實為難能可貴,令人感到欣慰。
從世界建筑史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現象:大凡歷史上,只有政治權力和宗教勢力才是建筑的推動力?,F存眾多的各式古代皇宮、寺廟、教堂便是實證。一千多年前,古譙樓作為當時朝廷新設立的“興化軍”治所而興建的子城門樓,無疑是個貨真價實的官家工程,成為政治權力的一種象征。而他歷經千年歷史風云洗禮之后,仍能以其巍峨厚重的胴體和雄健莊嚴的氣勢,從容地與當代的鋼筋水泥為骨架的高樓大廈抗爭,可以想象當年城樓的雄姿和氣派,會是怎樣地令荔城子民們膜拜和折服!今天,我們則透過譙樓的浩大工程、精巧設計和經久的效用,看到壺蘭兒女的聰明才智與巨大的創造力,看到他們篳路藍縷開發南北洋所積聚的厚實經濟基礎。同時激發人們找尋他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和文化韻味的強烈愿望。
需要強調的是,以興化平原為主體的莆陽大地,正是從宋代“興化軍”開始了一種新的行政建制,該制基本上是以講一種夾帶著不少中原古音的獨特語言的興化人,首次生活在一個相對獨立的行政管理架構之中。其強大的聚合力和生命力,還可以從八十年代初莆田市誕生的事件中再次得到驗證。譙樓歷史文化淵源之悠遠,影響之深刻,由此可見一斑。
難怪,譙樓總能引來各方人士接步登臨,或飽覽山川之秀美,或追念世事之滄桑,或品味人文之醇厚,或抒發人生之感念。其人,或高潔忠貞,或剛正豪邁,或謹慎深沉,或閑雅謙恭,自然也不乏驕橫奸詐、懦弱卑躬之徒;其情,或蒼涼悲壯,或欣喜快慰,或羞怒驚恐,或哀怨愁苦,更有豪情激情、衷情柔情與薄情癡情hellip;hellip;,并留下諸多詠樓佳作名篇。
大約二百年前的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儒生模樣的青年在譙樓前流連一番后,拾級登樓,憑欄眺望,不禁心潮生波,詩思涌起,口占七律一首:
岑樓作鎮仰巍峨,百里莆陽竟若何!
鄭白渠開原野沃,崔盧族聚故家多。
青山有日回佳氣,綠水終年障巨波。
此會登臨聊極目,能無長嘯發高歌!
這是一首典型的狀景、敘事與述懷的詩作,題為《登譙樓》。作者陳池養,字子龍,系清代嘉慶年間的一名進士。他十九歲中舉,二十一歲通過禮部會試成為進士,后派任今河北省地區的武邑、隆平、平鄉、棗強、元氏、河間等縣知縣和冀州、景州、深州等郡知州,任上能體恤民情,為民請命,政聲頗佳,可謂青年得志,仕途風順。三十二歲時奔喪歸里,從此不再復出。他居家數十載,除曾短期主持仙游金石、莆田興安以及廈門玉屏諸書院講席,扶持教育事業外,絕大多數時間是馬不停蹄地輾轉奔波于南北洋平原,主持興修眾多的水利工程。見于志書記載的,自其歸里的第三年起,一氣干了二十七個年頭,工程一個接一個,大大小小做了近五十個項目,差不多每年做兩個項目。計陂有木蘭、太平(萩蘆溪上游)、南安(萩蘆溪下游)、使華(泗華)等,堤有東角遮浪、延壽、橋兜、下江頭、航頭等,溝渠有木蘭溪分流渠、延壽溪徑流渠、涵江渠、城壕渠和南洋三渠等,以及一批陡門、涵洞、河橋等配套項目,其艱辛勞苦可想而知。及至花甲年華,因體力所限,則潛心編撰《莆陽水利志》,總結歷年治水經驗,匯集有關治水資料,表彰歷代治水功臣,計四卷一十六萬字,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性和實用性的地理學與水利學專著,堪稱莆田歷史上一位杰出的水利專家。他在志中不惜筆墨專題立傳頌揚歷代治水功臣,唯獨不著自己一字,其品格之高潔可見一斑。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老黃牛,默默無聞地為莆田的水利事業、經濟發展及文教鼎盛而埋頭耕耘,貢獻了畢生精力。我們由此解讀這位秀才當年登臨譙樓時“長嘯高歌”的興奮心情,他的“鄭白渠開原野沃,崔盧族聚故家多”聯句,決非什么書生意氣,空頭議論,而是借典表述早已立下的報效故土之志,并為此毅然不惜棄官治水,為營造莆陽百里沃野而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在莆田的“進士譜”中,陳池養乃是一位頗具個性、德績雙馨卻不為今人所熟悉的“技術官員”,其功浩大,其風可范,愿莆田地方史家們不吝筆墨,多加宣揚,以告慰先賢,勉勵后人。
“萬古東南多壯觀,百年豪杰幾登臨”。千百年來,譙樓不知迎來了多少陳池養這樣的有志有為之士,登高望遠,抒懷壯志,辭別故土,奮然前行。譙樓總是像個慈祥的長者,以其良好的祝愿,為莆陽兒女的遠行創業壯色hellip;hellip;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