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席卷全國的浩劫，其始作俑者，正是宋徽宗和蔡京、蔡攸父子。史載，政和初蔡京被召，徽宗“戲語”蔡攸，謂須進土產(chǎn)謝恩，宜得當時視為珍物的小橄欖樹一株進之。此后，東南郡守、兩廣市舶，卒有應奉，閹人亦不待旨爭相進物，“天下乃大騷然矣！”蔡京又以“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媚惑徽宗，為之辯解，同時嫁禍于人。以至進奉花石綱運，愈演愈烈，所過州縣，莫敢誰何。致使大批中戶人家破產(chǎn)，有的甚至鬻賣子女以供急需，釀成一場全國性的大劫難。浙江方臘起義，就是以“花石綱”為導火線激發(fā)的。
花石綱引發(fā)的災難，亦成為中外朝野士民關注之焦點。凡對大興工役、竭財營造持異見者，蔡京必予貶逐。重和元年（1118），因營繕并興，殆無虛日，國用益窘，徽宗命臣僚條具財政之計。淮南轉運使張根應詔進節(jié)用之說，并奏乞還被占用于運載花石的直達糧綱船，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之費，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所奉，將安所涯，愿示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蔡京一伙權倖莫不切齒，遂御筆以“輕躁妄言”，將張根落職監(jiān)信州酒稅。太學生鄧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被放歸田里。甚至連蔡京死黨、時任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要位的余深，亦因出言“福建以花果擾民”，引起徽宗不悅，不得不自請罷職，出知福州。
艮岳是蔡京“豐亨豫大”邪說催生的皇家形象工程、享樂工程，亦是典型的禍國殃民工程。清人吳楚材稱，建艮岳是“極土木之盛，殫億萬之財”的“縱欲極天之事”，痛斥宋徽宗、蔡京統(tǒng)治集團“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是時強狄在外，漸為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犯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貨，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艮岳完工不久，即遇金人圍攻汴京。徽宗詔內(nèi)禪，皇太子趙桓即皇帝位，是為欽宗。金人圍城日久，補給斷絶。欽宗命于艮岳苑中拆屋為薪，鑿石為炮，伐竹為笓籬，十余萬山禽水鳥盡投汴河，聽其自去。又宰殺大鹿百千頭，犒勞守城衛(wèi)士。召令城內(nèi)饑寒百姓，可任意進入艮岳避難，以致大肆砍伐采摘，所藏大量珍貴典籍、書畫任由毀棄，臺榭宮室，為之一空。城陷之日，金人將奇石作為戰(zhàn)利品運往燕京。歷時六載、耗資千萬，精心經(jīng)營，“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的皇家園林巨制，十數(shù)日間毀于一旦。
艮岳既是昏君奸臣驕奢淫逸之玩物，亦顯示古代能工巧匠之智慧，其一石一木，無不凝結天下百姓的血與淚。近年有人評論蔡京時，對其大興艮岳等一系列皇家園林宮殿，極言盛贊，譽之為蔡京“園林式宮廷建設的創(chuàng)新”之舉，顯示“一種超時代的建筑美學思想”；其“豐亨豫大”之說所蘊含的“悅逸安樂”之意，成為十九世紀德國園林設計師追求的一個愿望，云云。對蔡京大興工役、禍國殃民的罪惡，則力加掩蓋，臆稱蔡京當時“本欲以廉潔心態(tài)行事”，無奈下屬“變形執(zhí)行和中飽私囊”，致使擾民、勞民、傷民之事發(fā)生，云云。對蔡京大興工役罪過力加掩飾，其評價顯然有失偏頗。
元人有詩曰：“中原自古多亡國，亡宋誰知是石頭”。宋徽宗趙佶，在蔡京一伙奸佞的蠱惑下，玩物喪志，嗜石禍國，終成亡國之君。以至五六百年后，一位頗有作為的皇帝——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即乾隆），面對北京北海白塔山下的艮岳遺石，不禁發(fā)出“艮岳移來石岌峨，千秋遺跡感懷多”、“摩挲艮岳峰頭石，千古興亡一覽中”之長嘆。亦是這位乾隆君，六下江南，耗銀二千余萬兩之鉅，相當全國財政三分之一，以至不得不下詔“知過”，自認“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他在全國嚴懲貪官，卻百般包庇家藏八億兩白銀的超級貪官和坤。可見，腐朽奢侈、寵信奸佞，是中國古代帝王之一大本色，可謂源遠而流長矣。 （未完待續(xù)）（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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