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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龍騰

按照舊俗，莆田人過春節，所張貼的對聯會在頂部留一截白色，俗稱“白額春聯”。關于這種風俗的緣起，常被人們解讀為與明代抗倭有關，即人們為了紀念在倭亂中去世的親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筆者亦對這種說法深信不疑；但當筆者近年來在南方多省見到類似的情況后，便有了不同的看法，認為莆仙地區白額春聯的緣起與抗倭無關，而它之所以有現今的解釋，是清初的先民假托于此為南明故國守制所致。
筆者對白額春聯與抗倭有關的質疑，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是白額春聯并非莆田的專利。在廣東省的潮州、揭陽、汕頭、汕尾、肇慶、中山、佛山、江門、陽江、茂名以及廣西的欽州、北海、桂林等地級市，均有張貼白額春聯的習俗。這些地方，除了潮汕地區歷史上曾有較嚴重的倭患以外，其余地區在其時皆鮮有兵燹；而同樣曾遭到大肆屠殺的上海、浙江臺州、溫州及福建寧德、福州等地卻沒有類似的習俗。
二是上述地區與興化大規模移民在時間和形式上均有偏差。雖然上述地方與歷史上興化大規模移民的區域接近重疊，但興化移民主要集中在宋末元初和明朝初年，兩者均遠早于倭亂發生的年代，且倭亂之后，莆仙地區已無大規模南下移民；再者，若上述地區的白額春聯與興化移民有關，則必也有“做大歲”習俗，但事實上卻并沒有。
三是白額春聯的始行與抗倭事件存在時差。明代莆仙地區遭受倭患最嚴重的年份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而始建于抗倭年代的黃石戚公祠和東鎮祠、始建于明萬歷二十年（1592）的陳經邦大宗伯第等建筑的大門門聯上，卻無白額春聯的做法；反之是一些清代建筑，如始建于清初的市區西隱寺和江口園下關氏宗祠、重建于清代的白沙澳柄宮，才有了這種做法。而1562年與順治元年（亦是崇禎十七年，即1644年）相隔了82年。城殤之日，卻要等到近一個世紀再來紀念，這在情理上是不成立的。
四是地方志中無明確記載或諱莫如深。現存的有明一朝的興化地方志，編撰年份均早于嘉靖四十一年，故無倭寇侵犯的記載；但蹊蹺的是，編修于清代的府志、縣志，在對待這一異常重要的民俗文化上，均置若罔聞或諱莫如深，令人費解。
五是白額春聯的做法與明代孝聯形制略有出入。中國人貼春聯的習俗，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間，在此前均是以懸掛木牌代替，稱為“桃符”；隨著春聯的不斷推廣，到了明代中后期，亦衍生出一套特定的“孝聯”體系。孝聯又稱丁憂聯，是指古人在親人去世后守制的三年里，為了與其他人家有所區別，所張貼的對聯，規定用白、綠、黃三色，第一年用白紙，第二年綠紙，第三年黃紙，待第四年喪服滿才恢復用紅紙，如潮汕地區的傳統民居就習慣在門上粉刷有鑲嵌著白、綠、黃三道邊的紅色門聯。生老病死屬世間正常現象，白、綠、黃三色輪替象征著失去親人之痛的程度在變化，而倘若一直強調白色，個中所隱含的悲愴，恐怕要遠超正常的生死輪回。
那么，上述這些地方對各自地域所盛行的白額春聯又是如何解釋呢？在筆者走訪過程中，發現其說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在潮汕及汕尾地區，人們普遍認為這種情況要么是印刷廠在制版時，版面小于春聯長度，所以會有一小截沒有印染，要么是有“白頭到老”的寓意。相比之下，前者帶有一點敷衍的成分，后者更容易使人信服。
在中山、佛山及周邊地區，人們認為與清初的遷海令有關。順治十八年，清政府下令沿海居民內遷三十里；至康熙元年，輔政大臣鰲拜又下令將三十里拓展至五十里。在漫長的遷海期中，沿海漁民失去生計，不少人不得不鋌而走險，最終成為這一政令的殉葬品。沿海復界后，人們為了紀念死難親人，才在春聯頂部留白。這一說法，與莆田的異曲同工，也和白額春聯盛行的時間更加吻合，只是難以成為廣西桂林等內陸地區產生類似現象的解釋。
在廣西地區，人們則認為這是為了表達白發父母在上、子孫后輩需銘記長輩恩情的意思，這又契合了白額春聯作為孝聯的一種本身的寓意。
然而，在筆者看來，同一種做法，在不同地區衍生出不同的解釋，這種現象本身值得思考。第一，放諸全國的視野，白額春聯的做法局限于閩粵桂三省十幾個地級市，在地理上帶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各地盛行白額春聯的做法，時間均在清朝初年；第三，白額春聯都有守制盡孝的寓意，但具體說法各有所指；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白額春聯盛行的城市，都曾是明末清初，南明政權從事反清復明活動極度頻繁的地區。
由此，筆者推斷，白額春聯現象出現在中國南方部分地區，其緣起乃是清初民眾自發為覆滅的大明帝國守制。早在南宋末年，福建、廣東的先民就曾追隨宋帝，直到崖山，他們的身體里流淌著“節義”的血液；到了明代，閩粵桂雖然地處偏遠，但在科舉上涌現出了在全國占據相當比例的官員、學者和士子，這在當地百姓的思想上根植了一種蒙受覃恩的認同感；再反觀清初，禁海、遷海等一系列壓迫政策的頒布，激化了漢滿兩族的矛盾，在莆田和潮汕地區就曾出現天地會、九軍黨等反清復明性質的農民起義。當大勢已去的大明朝最終難以逃脫滅國的噩運，陷入絕望的民眾，就以這種方式，為故國守制。
除此之外，由于清初正是文字獄大行其道的時代，人們害怕遭到鎮壓，這才出現了有清一朝的官方記錄對此避而不談或諱莫如深、民間避其要害各執一詞的情景。至于在莆田，早前就曾有過假托于祭祀楊公太師以紀念陳文龍的先例，將白額春聯與明朝滅國前不久的倭亂聯系起來，也就不足為怪了。
據此，筆者認為莆仙地區白額春聯的緣起與抗倭事件無關，但它同樣有著悲壯和英雄色彩的意義，正所謂非因此約而定，卻以彼俗乃成，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根深 蒂固的闡釋。筆者作此文，并無意于顛覆既有釋義，只為致敬那些在隱姓埋名中漸行漸遠的先賢和英烈。因為不論是何種解讀，它們都帶著一代一代的莆仙人抵御侵略、對抗強權的錚錚鐵骨和崇德敬祖、珍愛和平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