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榮
蔡京成功地推行著中國歷史上最為壯觀、最有成效的改革，是和最高當權者宋徽宗皇帝的堅決支持分不開的，這個集繪畫、書法、音律、詩詞藝術為一身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堪稱一絕。但宋徽宗迷戀權力，醉身于長生不老之術，在選擇進或退之間，犯了致命的失誤，激怒了太子(即后來的宋欽宗)。宋欽宗對于自己遲遲未能接上大位，遷怒于父親的政治密友蔡京，連下五道詔書，把蔡京一貶再貶，從正國級降至副主任科員，實行斷崖式的降級，并永遠流放嶺南。
歷史已遠去了無數的面容與身影，獨留下幾多的歷史文物，仍在歷史的廢墟上大聲疾呼。橫亙在木蘭溪上的木蘭陂，如同萬年的琴架，不停地彈奏文獻名邦的文化交響樂。它是蔡京留給故鄉的杰作，它是蔡京多次奏請、力主建設的大型水利基礎設施，為南北洋平原的四季豐收奠定了基礎，至今仍為興化平原幾十萬畝農田灌溉發揮重要的作用。
也許研究史學的專家、學者從未忘記鄭樵和他的史學巨著《通志》，在許多人的眼里，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并稱為中國史學界“三通”，讀史的必了解、閱讀這“三通”。可是，這部最草根、最民間、最洋溢著科學精神的鴻篇巨著，卻淹沒在歲月的灰塵之中，塵封在那些久遠的歷史里。鄭樵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那個時代優秀的科普學家，他卻沉沒在時間的海洋里，偶爾探露出面孔，讓人記不清他和他的《通志》。
當許多人重新翻開他的人生履歷，感嘆他艱難困苦的生命歷程，感嘆這個一生未取過一文俸祿的文人，其卻在脫脫主編的《宋史》里有著一行不道德的文字，讓鄭樵百口莫辯，含冤在歷史的檔案里。
被元代歷史學家脫脫冤枉的還有南宋后期文壇旗手劉克莊先生。如果從南宋文學史這個角度，來考察劉克莊的文學成就，考察劉克莊詩歌創作史，陸游、辛棄疾、劉克莊可以從時間、創作風格與創作水平上，連結成一部完整的南宋文學史。一代文壇宗主卻沉沒于歷史的記憶里，《宋史》不僅對這樣多才的優秀詩人只字不提，而且還對詩詞中一些詩句、文字，進行斷章取義的曲解，顛倒某些詩歌的創作背景，千方百計地把劉克莊的名字與詩歌塵封在歷史之外。
元朝歷史學家對莆田籍名人的歷史打擊，源于莆田人在宋末元初殊死反抗，源于莆田上下一條心，堅持抗元扶宋的忠心報國情懷，源于莆陽士子只讀書、不科舉的集體反抗。連主編脫脫在編寫《宋史》時，也刻意把莆田人的頑強抵抗消除在文字之外。
公元1276年，元兵占臨安，宋亡。時陳文龍仍賦閑在家，驚聞宋廷危亡，不請自出，領興化軍一千余守兵，與強大的元兵對決。陳文龍深知元兵不熟悉莆田的地理地勢，便在囊山設伏兵，大敗元兵。但元兵以數倍的優勢兵力，很快地圍攻興化軍城。陳文龍固守城門，與元兵周旋，拖住了元兵南下追剿南宋亡命朝廷的腳步。后因叛將勾結興化軍通判，打開城門投降，陳文龍被擒。歷史并沒有在這里馬上結尾。大元王朝元帥唆都為了平息福建此起彼伏的抗元浪潮，以各種手段威脅、利誘，在忠與孝之間，陳文龍選擇了前者，他的《示兒詩》不僅表達自己一腔報國的忠肝義膽，也希望兒子與他一起共赴國難，連年逾七旬的老母親也在福州大義渡絕食殉難。陳文龍，這個度宗朝文科狀元，最終絕食于杭州西湖畔岳王廟，葬于智果寺邊。
陳文龍的慷慨赴死，激起了莆陽子弟的同仇敵愾，其族叔陳瓚揭竿而起，率五百家丁、三千勇士，奇襲興化軍城，誅殺叛將。這個從未領過大宋王朝一文俸祿的義士，用這樣鏗鏘的愛國情懷，來報答他的國家。還有那些連姓名都沒有留下的壯士，他們都是莆陽最優秀的鄉民。歷史前進的腳步總是踏著累累的白骨前行，陳瓚在城破糧盡之際，仍率家丁與元兵進行殘酷的巷戰，力盡被擒，堅決請死，被五馬分尸。元兵為攻占興化府城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死傷數千人，激怒了元兵，為此屠城三時，三萬手無寸鐵的莆陽子民死于非命。
興化軍城遭受浩劫之后，元朝加強了對莆田人民的統治，但身上流淌著先祖忠義的血液，莆田人民反抗統治的武裝斗爭從不間斷，嚴重地打擊了元統治者的囂張氣焰，直至元王朝的滅亡。
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有感于莆陽人民的頑強抗元，有感于民族英雄陳文龍、陳瓚義薄云天的高風亮節，特敕封陳文龍為福州府城隍廟城隍爺、陳瓚為興化府城隍廟城隍爺。這兩位殊死抗元的英雄終將成人們心目中的神，成為世世代代人民心中守護城池、保家衛國的英雄神。（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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