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泉
鄭樵是我國杰出的史學家，是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博學多才者，他不僅在史學、文字學、音韻學、目錄學、校讎學、文獻學、氏族學等方面有開拓性的貢獻，而且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不可忽視的成就。他的代表作《通志》既是一部體現其史學思想的歷史巨著，也是一部反映其自然科學精神的學術專著。探討和研究鄭樵的自然科學精神，對于全面了解他的學術思想體系，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強調自然知識的重要
鄭樵十分看重自然知識的學習和研究，在《通志》中，多次指出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詩》《書》一樣重要，并且要注重“學問”。對自然知識，他主張要到實踐中去印證書本知識、去探索書本所未載的知識。他在《寄方禮部書》中說：“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已意而求，董遇所謂讀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回萬復，亦無由識也。”鄭樵的這種科學見解一語道破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文化知識結構的缺陷所在。他同時分析歷代有關自然的學問為什么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所以，他提出儒生和農圃人應該互相補充，即讀書人應該和勞動人民相互交換知識。
鄭樵不僅有上述主張，而且在努力實踐其主張。為了學習天文，他是一面讀《步天歌》，一面觀察星象，“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為了認識動植物的狀況，了解草木蟲魚的性情，他向有實際知識的人學習，“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為了考察山川地理的變遷和擴大眼界，他出游名山大川。《夾漈遺稿》中的幾首詩作，生動記述他與農圃人的密切交往。如《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裊裊兮輕煙。布谷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又如《采茶行》：“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倦飛啼石壁。手攜桃杖歌行役，鳥道紆回愜所適。千樹朦朧半含白，峰巒高低如幾席。我生偃蹇耽幽僻，撥草驅煙頻躡屐。采采前山慎所擇，紫芽嫩綠敢輕擲。龍團佳制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懌。安得龜蒙地百尺，前種武夷后鄭宅。逢春吸露枝潤澤，《大招》二陸棲魂魄。”這在當時確實是超出傳統儒家治學的常規。
古往今來，遁避世俗，結茅山林的文人墨客，比比皆是，但是能像鄭樵這樣把大自然作為一門學問來學習、探究的，卻寥若晨星。的確，南宋的儒生，受鄙視稼穡的舊觀念束縛，有的人沉迷程朱理學，而大多數人則為功名利祿所籠絡，鄭樵卻沖破舊藩籬，提倡科學的學習方法，并深入實際生活中去，觀察大自然，把自然方面的知識作為和《詩》《書》一樣重要的知識，表現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遠見卓識。無怪乎他的《通志》能廣搜博引，成為巨著鴻篇。
增設自然知識的篇章
早在20世紀初，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對于鄭樵的注重科學就有深刻的論述：“他為學的宗旨，一不愿做哲學，二不愿做文學，他實在想建設科學。”鄭樵為建設科學，克服了萬千艱難險阻，“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正如鄭樵自己回憶讀書時的情景：“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從宋宣和元年（1119）16歲結廬茅山中，到宋紹興十九年（1149）第一次赴京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獻書，一晃30年過去了。這10000多個白天黑夜，鄭樵是怎樣度過的呢？他在《獻皇帝書》中，給人們開出一份珍貴的時間表和研究成果目錄單：“‘十年為經旨之學’，著有《書考》《詩辨妄》《春秋考》等；‘三年為禮樂之學’，寫出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著作《謚法》《系聲樂府》等；‘三年為文字之學’，如《象類書》《續汗簡》《梵書編》等著作；‘五六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寫出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春秋地名》《百川源委圖》《爾雅注》《詩名物志》《本草成書》《鶴頂方》《食鑒》《畏惡錄》等；‘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寫出《校讎備論》《書目正訛》《圖譜志》《群書會記》《集古系地錄》等在中國圖書目錄、校讎學發展史上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
鄭樵把動植物學的知識稱為昆蟲草木之學，《通志》二十略的最后一略為昆蟲草木，專門論述對昆蟲草木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他說：“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性情。”
以鄭樵之見，學習植物方面的知識，主要是用昆蟲草木學知識來解釋《爾雅》和《詩經》的。他指出，假如沒有動植物學方面的基本常識，那么，對儒家經籍《詩》的理解，是難以搞清楚的。昔日一些給《詩》箋注疏解儒家學者，正因為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其結果是越說越糊涂，越說越離譜，以其昏昏，又怎能使人昭昭呢！誠如鄭樵所言：“故欲傳《詩》，以《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鳥獸草木之名也。”連鳥獸草木之名都弄不明白，還解什么《詩》？
由此可見，對自然界中動植物知識的掌握，不但有助于對人文知識的正確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對儒家經籍內容的正確理解。鄭樵把動植物方面的知識寫進史書，這是以前的史書所沒有的，應該說是他的首創。人類的生活離不開動植物，社會的外部環境同樣有很大一部分是動植物的世界。而人類社會的發展，也表現在對動植物認識的深化，對動植物資源的培育、開發和利用上。《通志》中《昆蟲草木略》既有文獻典冊有關內容的匯集，也有對實際的觀察所得。鄭樵雖然）重從“明經”的需要去學習和了解昆蟲草木的知識，但他卻把自然知識列入史書，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對自然科學獨到的認識。
令人矚目的科學見解
在我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宋代人的貢獻。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曾高度稱贊宋代的科技成就，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多處提到鄭樵和《通志》，并說鄭樵的《通志》有“大量的科學內容，應該加以認識”。其中特別提到《七音略》中的韻圖具有數學坐標的雛形。他指出：“在中國語言學發展中這樣產生的圖表系統，應該得到數學史家們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因為精確的表格肯定是坐標幾何學的根源之一。這也許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即在歷史、語音學和語言學的研究中利用數學比在自然科學中利用得更多，雖然我們將看到，在中國數學中大都應用矩陣或表格表示法。”
鄭樵所作的《七音略》與《六書略》是姐妹篇，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看，才能對文字和聲韻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在《史記》以后的紀傳體史書中有書或志，記錄天文、歷律、禮樂、河渠、地理和食貨等方面的內容，卻沒有關于文字、音韻方面的內容，這是一個缺憾。鄭樵在《通志》中立此兩略，是一個創造。他說:“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臣初得《七音韻鑒》，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鄭樵在書中繪制了一個等韻圖，既能“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等韻的轉圖源出梵音悉曇章，“轉”就是以一個字母與許多母音輪流相拼，每一個等韻圖以一個或兩個以上的韻母與三十六字母一一相拼，相拼后的音得出來的字，排列成一個圖。等韻圖把中國傳統音韻學的成果和梵文音韻上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用圖表的形式全面、系統地反映出中國文字在音韻學上的特點，《七音略》的韻圖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韻圖之一。
把《七音略》中的韻圖說成相當于一個坐標系統，這是李約瑟獨具慧眼，首先注意到的。李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得很清楚，整個韻圖從右到左是一個以字首的輔音為“分度”的橫軸；自上而下卻是以元音及尾音“分度”的縱軸。橫軸也可用來按樂符分類，而縱軸上各字的位置按四聲排列。這樣每個漢字的發音，就由所在位置上的橫坐標和縱坐標上的分度來確定。橫、縱兩個坐標上的位置一經確定，平面韻圖中對應的字的發音、聲調等便確定了。雖然韻圖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坐標圖，但它具有了數學坐標的思想。即便如此，鄭樵的《七音略》在宋代科技史上也是有巨大意義的。
除上述幾方面之外，鄭樵對自然科學的認識還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如“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提出了磁石吸針是“以氣相合”的觀點。從鄭樵的全部著作看，他說的“氣”是物質的屬性。氣之相合，是說磁石與鐵之間有一種物質的東西在起作用。又如《通志·昆蟲草木略》，把動植物分為草、蔬、稻粱、木、果、蟲魚、禽、獸8類（家）。類下分種，如草類（家）首種是芝，芝有龍、丹、金、玉、元、木之芝。芝下還有細分。他對動植物明其品匯的依據，是顏色、形狀、產地、習性、用途等，標準不一，多從實用上立論。盡管這些分類受當時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的觀察還停留在表面現象上，但是鄭樵對類例的認識已包含了近代的科學分類思想的因素，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總之，“鄭樵的學問，鄭樵的著作，綜括一句話，是富于科學的精神……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綜合’起來：他所做的書每一類里必有一部書是籠罩全體的；結末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學問的綜合。他覺得學問是必須‘會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疆界，都應該打破。可憐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精神。”“顧頡剛先生的這一評價，并非過譽之詞。在這里顧先生指出的鄭樵的分析、綜合等，都屬于近代科學思維方式，這正是鄭樵之前中國學術界所缺乏的科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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