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學兄俞兆平教授贈我一冊他編的《鄭朝宗論世界文學名著》,該書除收錄鄭先生以往刊過的有關論文外,又發現了尚未見過的6篇先生論世界文學名著論文,20多篇小品散文,彌足珍貴。
俞兆平教授在該書“后記”中提到:鄭朝宗先生1910年生于福建福州一書香世家,父親鄭以琚(號鳳翔)20世紀初曾在北京“五城學堂”任職,為總教習林紓看中,請他幫忙抄寫譯稿,及校正謄清、送交出版等,實為助手矣。故而常出入林府,親見林紓“耳受手追,聲已筆止”的天才式翻譯小說的實況。如此的家學淵源,先生國學根柢自然深厚。先生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師從吳宓先生等。
有一段史實頗為有趣。先生1932年報考清華大學時,乃當年該科系福建唯一被錄取的學生,他數學卷僅得3分,但語文卷成績優異,得了滿分,所以被錄取了。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錢鐘書先生1929年亦以數學15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傳聞,難怪他倆后來成了莫逆之交,兩個人都去了劍橋大學。1979年,先生招收第一屆研究生時,就開設了“錢學研究”專業課。或許,他和錢先生在“破格”及劍橋同學上早就心心相印了。
1951年,先生中斷了劍橋學業,匆忙回國在廈門大學任教。據俞兆平教授介紹,此事與當時新任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有關。作為先生的門生,先生曾告訴過他,20世紀40年代,先生和王亞南都在上海一家進步雜志《時與文》(周刊)上發表系列論文,王校長寫的是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文章,他則是歐洲古典小說評論。兩個人的政治傾向、價值取向默契合拍,人未相會,神卻交應。王亞南校長到廈門大學后,便力邀先生歸來效力;而先生亦即迅捷啟程回國,主政廈門大學中文系。
我在廈門大學中文系就讀時,先生復出后,繼續擔任中文系主任。記得他給我們上了幾次外國文學課程,他那沙啞而深沉的福州口音,讓人印象深刻。某個課后,我提交了一篇讀《包法利夫人》的作業給先生。待到下一節課時,他還給了我,還寫了一段評語,大多是鼓勵之意。奈何畢業后幾次搬遷,這篇作業居然不見了,想起來殊為可惜。
大學畢業,拍畢業合影時,先生作為中文系主任,居中而坐,用如今的話說,乃居于C位。先生著一身盤扣中山裝,與其他老師相比,顯得更加傳統而斯文。心想,先生乃劍橋高材生,則依然保持中國傳統文化格調,古意盎然。
我大學畢業后,分在福建社會科學院《福建論壇》當編輯。1986年7月的一天,我收到鄭先生的一封信,提及廈大經濟學院一位老師的論文。先生在信中稱我“健民兄”,令我誠惶誠恐,此時我已經擔任《福建論壇》副總編輯,但對于先生給我的這個稱呼實在不好意思接受。名字就是名字,不過一個符號而已,然而在先生的視野里,它確乎已經演變為意識的一個焦點,承擔了對于弟子的一番情感與寄寓。在大學時,我與先生的交集僅是課間和課后的相遇,作為學生,我一直視先生為高山仰止。
先生在信中提到經濟學院陳克儉副教授一篇研究王亞南學用《資本論》的論文。我想,先生對于當年王亞南力邀他回國效力,依然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1978年12月的一天,廈門大學校園里莊嚴肅穆,建南大禮堂正在舉行一個遲到的追悼會,悼念原校長、經濟學家王亞南教授。我們列隊站在路邊,目送著王亞南先生的兒子王洛林教授(后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捧著父親的骨灰盒,送到福州一座公墓安放,中共福建省委為王亞南先生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那天,我看到鄭先生從大禮堂跟著隊伍走了出來,站在寒風里。他站直了,面對西天鞠了個躬。現在想起來,他是在為他的老友送行。
1998年,鄭先生逝世。廈門大學在群賢樓舉行了鄭朝宗先生追思會,我受福建社會科學院指派,代表文學研究所在會上念了一篇追憶文,我提到了當年鄭先生給我的信。
多年前,我在福州一花鳥市場閑逛,看到一套1953年出版的三卷本《資本論》,當時印數比較少,就花50元把它拿下。拎著書走出花鳥市場,就有一個人追了上來,告訴我,他有一套1955年出版的《資本論》,愿意加價500元跟我換,我婉言謝絕了。這套書至今被我珍藏著。
2022年,我被廈門大學聘為業界專家,擔任廈門大學文科期刊中心總編輯。我到廈門大學時,辦公室恰恰就在大南路8號“臥云山舍”王亞南紀念館三樓。我曾數次到樓下參觀王亞南和郭大力翻譯的《資本論》版本,其中就有1953年版的那套書。
如今,我拜讀了俞兆平教授編的《鄭朝宗論世界文學名著》,聯想到鄭先生近四十年前給我的親筆信,信中提到了王亞南,提到了《資本論》,感慨良多。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傾心于萬物的普遍意義,當一個人的思想紋路鐫刻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之上,這種意義就可能以多種方式恰當地展示他的思想的瑰麗想象。鄭先生是文學家,也是個智者,他的文學生命的棲居之地,或許可以在心里,或許可以在心智之外;但無論如何,他的多維的思想紋路,更會讓他大開大合的人生姿態,一直具有智者的強大的吸引力。
202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