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谷忠
最近,在《今晚報》上讀到王蒙先生《我讀紅樓夢》一文,他以其標識性的敘述方式,表達了中國人對《紅樓夢》的普遍熱愛。他說:“一讀起《紅樓夢》,就如見其人,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在你的面前展示著的與其說是小說的文字、描寫、情節、故事、抒發、感慨……與其說是作者的偉大、精細、深沉、華美、天才……不如說是真實的生活,原生的生活,近乎全息的生活。”他還說,“除了真實生動深刻以外,《紅樓夢》的一大特點是它留下了太多的空白,這是一道道填空題,它呼喚著記憶力、聯想力直至偵探推理的能力……”
的確,王蒙先生說得太好了!不過,讀罷王蒙先生的文章,“它呼喚著記憶力”一句,卻使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這就是:為什么這樣的一部不朽的著作,在國外并不那么受青睞呢?
我曾看到一個資料,說中國古典名著在西方國家讀者心中的位置——他們比較喜歡《西游記》《水滸傳》,還有《金瓶梅》,但如果問到《紅樓夢》,他們卻會坦率地告訴你,不太喜歡。
一年秋天,我在福州參加接待一個俄羅斯作家的訪問團。和其中一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評論家接觸時,我偶然問他俄國人對《紅樓夢》的看法,他搖搖頭說:“恐怕大多數人會這么認為——這部書不好懂。”
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和疑惑。這么說吧,許多外國名著,特別是俄國作家名著,對中國大部分的讀者來說,不但不陌生,還能夠加以品評,并且能經常與人作促膝清談之資。而我們的經典作品《紅樓夢》,在其國內卻波瀾不興,這多少有點讓人感覺枯寂難言。
問題出在哪里呢?是翻譯嗎?早先也聽有關專家議論過,《紅樓夢》所展示的中國古典文化的深度、精度和高度,會叫譯者捏起頭皮的。面對這部名著,要克服眾所周知的譯事三難:信、達、雅,就很不容易了。聯想起其它古典名著,諸如《古今奇觀》《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據專家說,翻譯的難度也并非尋常,而這些書在國外卻無此厄運,照樣受人青睞;唯獨《紅樓夢》,書中因蘊涵太深的歷史、美學、詩學、醫學、建筑等縱橫交錯的中國傳統知識,而使太多譯者望而卻步,不敢翻譯。所以,一味只怪罪翻譯,恐怕也不準確。
說到這里,我記起曾在《讀書》雜志上讀到著名作家劉心武的一篇文章,其中也說到這個問題。劉心武在對這個問題追來溯往一番后,便說:“西方人之所以難以進入《紅樓夢》的藝術世界,除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使得最具中國文化底蘊的《紅樓夢》,至今未能引起西方執著的熱情外,另一因素就是中國至今還未能見到一本資料翔實、令人信服的‘介紹曹雪芹這位偉大的中國古典作家的書’……”對于劉心武先生所提的問題,也有專家頗具同感。事實上,對于西方漢學家來說,想解讀《紅樓夢》的精髓,不僅不能繞過對作者的了解,還必須邁過好幾道當時社會體制、民俗與風尚的門檻,才能登堂入室,領悟其妙。
是的,曹雪芹究竟是誰?他的身世、祖籍、生卒年月等,數十年來一直紛爭不已,至今難有公論;而偏偏這一切的準確史料又極度匱乏。究其原因,都只為曹雪芹不過是破落的八旗子弟,在時人眼中是不肖子孫,有誰肯為他留下一些記載呢?
我們可以反過來想一下:如若我們得到一本外國名著,其問世已數百年,可這本書沒有確鑿的作者生平介紹,而這本書又是該國傳統文化大成之作,具有百科全書的特點,其宮闈議制、文化技藝、風俗習慣等皆具異域色彩——那么,我們能讀懂這本書嗎?能進入該書的藝術世界和文化空間嗎?我想,對大部分讀者來說,恐怕不能。
而《紅樓夢》對外國人來說,恰恰就是這樣一本書。如劉心武在文中介紹的,它雖然已有20余種譯本,也開過相關國際性研討會,但是,“紅學還遠不是顯學,無論《紅樓夢》還是曹雪芹,都沒能進入西方教育的常識符號系列”。一句話,《紅樓夢》這部巨著連同作者,如王蒙所言,“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一道道填空題”,需要解答和填寫。
這些“空白”,至少有作者、生平、本文、增刪、評語、前80回和后40回,乃至文中描寫的大觀園究竟在北京抑或天津等方面的問題,需要逐一研究“破譯”。
現在,話說回來,要揭曉《紅樓夢》的這些“答案”,除了我們中國人還有誰呢?還是劉心武說得好:“挖掘爬梳新的史料,深化這方面的研討……應成為不爭的常識,應是中國紅學界不懈的使命!”
是的,只有揭開這些“答案”,才能使得《紅樓夢》傳播得更遠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