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泉
鄭樵是南宋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文獻學家。他的《通志》，與唐杜佑的《通典》、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籍。由此可見，《通志》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鄭樵（1104-1162），字漁仲，自稱“莆陽田家子”，別號“溪西遺民”，興化軍廣業(yè)里（今屬莆田市涵江區(qū)）人。他隱居“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將自己的著作分為經(jīng)旨之學、禮樂之學、文字之學、天文地理之學、蟲魚草木之學、方書之學、論討之學、圖譜之學和亡書之學等九大類?！锻ㄖ尽肥青嶉载炌ㄒ簧鷮W問的代表作，是他畢生心血的結(jié)晶。這部書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堪稱文獻學巨著。
《通志》的內(nèi)容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通史，上起三皇，下迄唐宋；二是略（志），總共二百卷。“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華，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書，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禮，八曰謚，九曰器服，十曰樂，十一曰職官，十二曰選舉，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貨，十五曰藝文，十六曰校讎，十七曰圖譜，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災(zāi)祥，二十曰草木昆蟲。”
毫無疑問，《通志》最重要的部分，鄭樵自認為最得意的地方，也是后人最加推崇的內(nèi)容，是《通志》的“二十略”。鄭樵說：“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shù)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蔽迓约炊Y、職官、選舉、刑法、食貨，二十略去此五即十五略。鄭樵認為，五略是他在前人論說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的發(fā)揮，沒有因襲，更無重復；十五略全是自己發(fā)凡起例，獨立創(chuàng)作出來的。
鄭樵在文獻學上的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通志》二十略中的《校讎略》《藝文略》《圖譜略》和《金石略》。《圖譜略》《金石略》擴大歷史文獻資料的范圍?！端囄穆浴吠ㄤ浌拧⒔?、存、佚的文獻，創(chuàng)立新的圖書分類法。《校讎略》是《圖譜略》《金石略》《藝文略》的說明書，集中而又系統(tǒng)地反映鄭樵的文獻學思想。
《校讎略》是最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一部分。它的文字不長，但內(nèi)容十分豐富。鄭樵對文獻資料的搜訪、典藏、整理、使用等問題的看法，都已包括在內(nèi)了。“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在我國學術(shù)史上，將校讎之學寫成專著，是從《校讎略》開始的，鄭樵的發(fā)軔之功，不可抹殺。
北宋自開國以后，在起初的10余年內(nèi)，盡收荊南高氏、后蜀孟氏、南唐李氏等的圖籍三十五萬卷。其后曾不斷地詔求亡書，遣使購募，商借抄寫。經(jīng)過30年的努力，到淳化元年（990）“獻圖籍于闕下者，不可勝記；諸道購得者數(shù)倍”。這就為后來編撰《崇文總目》《秘書總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可是靖康之變，金兵攻陷汴京，“宣和館閣之儲，為部六千七百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七，當然靡遺”；“士大夫家所藏，亦悉為烏有”。宋高宗建都臨安之后，也仿效北宋時各種求書的方法，四處購求圖書。雖然經(jīng)過10多年的努力，四庫書藏日益增多，但比北宋盛時，相差甚遠。因此，鄭樵認為當時國家圖書館不能盡藏天下的圖書文獻，一方面是患在求之不夠熱忱，另一方面是患在求而未得其道。于是他在認真總結(jié)歷代文獻散亡原因的同時，指出搜訪圖書文獻的必要性，并系統(tǒng)地指出求書八法，四點注意事項和設(shè)置專官的意見，作為補充藏書的指導和工作方法，從而保證文獻資料的典藏和補充，推動文獻學的不斷發(fā)展。
所謂求書八法，一曰“即類以求”：那一類學科的書籍，訪求于那一類專門家，如樂律之書，訪求于官府樂工和民間樂人。二曰“旁類以求”：有些書，可以到與之有點關(guān)聯(lián)的人那兒尋求，例如《周易》一類的書，往往可在陰陽五行家手中見到。三曰“因地以求”：例如有關(guān)人物傳記的書，可到傳主的重要活動地區(qū)去找；有關(guān)某地風土人情的書，可到當?shù)厝フ?。四曰“因家去求”：到著者的后裔家中，訪求世上已失傳的該作者的書。五曰“求之公”：訪諸官府的藏書機構(gòu)。六曰“求之私”：訪求于民間的藏書家。七曰“因人以求”：某人從某地辭官歸來，去訪問他是否有收藏珍貴圖籍。八曰“因代以求”：當代人寫的書，當代就要及時搜求。四點注意事項是：一為書有名亡而實不亡的；二為有亡書出于后世的；三為有亡書出于民間的；四為有闕書備于后世的。根據(jù)這些方法和注意事項，鄭樵舉出許多具體圖書作為例子，這使人覺得如能千方百計地廣為征求，任何圖書都是可以到手的。要是能有專人負責，四處搜訪，那么收效就更大了。不言而喻，無怪乎鄭樵以后的公私藏書家，都把這些方法奉為圭臬，進行搜訪奇書秘籍來充實所藏。實際上，這些方法到現(xiàn)在還有其現(xiàn)實意義。因為任何館藏文獻要達到一定的要求，除掌握藏書質(zhì)量的標準作為搜求的指導外，必須對求書的方法加以研究，并貫徹到實踐中去，才能收到真正的實效。
《藝文略》是《通志》二十略中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一略。鄭樵主張圖書分類和編目的最大作用，是能做到“辨章學術(shù)，考竟源流”。為了實踐自己的主張，他撰寫《藝文略》。
圖書分類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在鄭樵之前，歷代學者只是就圖書的編排組織方法提出自己的見解，編制一些圖書分類目錄，卻很少觸及到圖書分類的理論和原則問題。鄭樵在總結(jié)前人關(guān)于圖書編纂方法的基礎(chǔ)上，系統(tǒng)地提出圖書分類的理論和原則，同時，還大膽地改革了圖書分類法。可以說，中國的圖書分類法至鄭樵是一大進步。
因為鄭樵生活在學術(shù)文化相當繁榮的南宋時代。以他的家鄉(xiāng)福建興化軍來說，當時的藏書是尤為豐富的。這種良好的環(huán)境，為他的著述和研究前人關(guān)于圖書分類的成果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在《通志總序》中辛辣地批判那種不分學術(shù)源流，造成圖書散失的錯誤，指出：“學術(shù)之茍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边@就是說，造成圖書散亡的原因，就在于分類的紊亂。
鄭樵不僅在圖書分類的理論上有重大造詣，而且在圖書分類的實踐中也敢于大膽創(chuàng)新，另立體系。他在《藝文略》中給我們編制一個別開生面、精詳周細的圖書分類體系。這種分類法，既不仿效《七略》的六分，也不同于四部的四分，而是“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十二類是：經(jīng)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天文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shù)類第九，醫(y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
在十二類的基礎(chǔ)上，按照圖書的多寡，鄭樵進一步把它們再細分為家（二級類目），種（三級類目）。它的分布是這樣的：“經(jīng)一類分為九家、八十九種；禮一類分為七家、五十四種；樂一類分為一家、十一種；小學一類分為一家、八種；史一類分為十三家、九十一種；諸子一類分為十一家、四十八種；天文一類分為三家、十五種；五行一類分為三十家、三十種；藝術(shù)一類分為一家、十七種；醫(yī)方一類分為一家、二十六種；類書一類分為一家、二種；文一類分為二十二家、二十二種?！?/span>
從上述可以看出，鄭樵編制此分類法非常認真細致。在此之前，我國曾編制不少圖書分類法，有代表性的就是《七略》的六分，《中經(jīng)簿》的五分，《七志》的九分，《崇文總目》的四分等等。但是鄭樵并沒有沿襲照抄，而是根據(jù)自己圖書分類工作的實踐，結(jié)合當時學術(shù)發(fā)展水平，獨創(chuàng)十二大類的三級分類體系。
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目錄書《漢書·藝文略》，收錄各種圖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而鄭樵的《藝文略》廣收古今典籍一萬九百一十二種，十萬一千九百七十二卷。鄭樵想包括古今，備錄無遺。雖然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但他收錄圖書文獻的廣泛程度已大大超過了前人。
鄭樵的《圖譜略》《金石略》與《校讎略》《藝文略》一起，奠定了他在我國文獻學史上的不朽地位。在古代文獻中，重視圖譜、金石的史料價值，提出廣泛收集圖譜、金石的主張，并把圖譜、金石提到與圖書文獻同等的地位，應(yīng)該說鄭樵是歷史上的第一人。他之所以作《圖譜略》，是因為他認為“圖成經(jīng)，書成緯，一經(jīng)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他之所以作《金石略》，是因為他認為“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
一般說來，歷代學者都比較重視圖書資料，但對圖譜、金石的史料價值卻認識不足，所以在史書的編寫過程中，普遍存在著重書不重圖的傾向，沒有給圖譜、金石以應(yīng)有的地位。為此，鄭樵極力主張不但要記書籍，而且還要記圖譜。書與圖各有其作用，兩者不可偏廢。他認為“若無核實之法，何以得書之情？”。如要“核實”，就不能局限或輕信妄從文獻記載，而要注意實際知識與圖譜實物的研究，用他形象化的說法，那就是“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他批評劉向、劉歆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據(jù)此編為《漢書·藝文志》。贊揚王儉撰《七志》，以一志專錄圖譜。譏諷后之學者離譜治學，“雖平日胸中有千章萬卷，及置之行事之間，則茫茫然不知所向”；“天下之事，不務(wù)行而務(wù)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yè)，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因此，在他自己編撰的《藝文略》中，如經(jīng)類的易、書、詩、春秋、爾雅各家，禮類的周官、喪服、會禮各家，史類的職官、地理各家等，都收了圖，而易、書、詩、春秋、喪服各家都錄了譜。
在《金石略》里，鄭樵專采三皇五帝的泉幣，三王的鼎彝，秦人的石鼓，漢魏的豐碑，上自倉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他指出：“方冊者，古人之言語?？钭R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jīng)數(shù)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鄭樵認為金石文物可以考辯核實史事，具有圖書資料不可替代的價值。
正由于鄭樵的不懈努力，圖譜、金石之學在宋代以后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發(fā)展，特別是金石學，蔚為大觀，從而擴大文獻資料的范圍，在文獻學中又增添新的分支。近代著名學者姚名達說：“自古提倡圖畫表譜，意識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鄭樵者?！边@是一句很中肯的評價，反映了鄭樵大力提倡圖譜、金石之學的成就。
總之，鄭樵在文獻學上有廣泛的研究和精深的造詣，《通志》在文獻學上的價值是明顯的，對后世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如鄭寅的《七錄》，是在鄭樵分類體系的基礎(chǔ)上向前發(fā)展的；焦竑的《國史經(jīng)籍志》的一些子目大體是根據(jù)鄭樵的分類體系的。又如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更是直接受到鄭樵《校讎略》的啟發(fā)、影響而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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