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勁
明代宣宗、憲宗、孝宗與武宗四位皇帝均善畫，從而促進了宮廷畫院的風行與發展，造就了獨特的明代畫院機制，催生出了眾多的宮廷畫家。明代的畫院制度，可謂盛極一時。由此，從廟堂到民間，明代的書畫風氣之盛可謂前所未有，擅長丹青者不勝枚舉，且均取得了不凡的藝術成就。筆者梳理明代不同時期的宮廷畫家之史況，以莆仙地區畫家方昌齡父女的藝事現象，初步考察明代永樂時期（1403-1424）宮廷畫院的考試制度，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據目前的研究來看，關于方氏父女的文獻記載和學術研究較少。2009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徐沁的《明畫錄》和1985年穆益勤編的《明代院體浙派史料》里，均沒有記載方氏父女入宮為畫師的史事。
2020年，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了趙晶的《明代畫院研究》（修訂本），據該書第80頁的“明代畫院中宮廷畫家家族及師徒傳承情況”圖表顯示，方氏父女和歷代畫院中供職的戴氏、邊氏、周氏、陳氏、劉氏和林氏父子一樣，其中以畫女入宮的方氏長女方淑儀，具有子承父業進入畫院的條件。清代黃錫蕃（1761-1851）《閩中書畫錄》（上冊）第142頁載：“方昌齡，莆田人。善繪事，工書。永樂間以畫事召赴京師。”清末劉尚文（1845-1908）《莆畫錄》中“方昌齡附女淑儀”轉載《林絅齋集》：“方昌齡善丹青，山水、人物、蟲魚、草木各臻其妙。永樂初，以能畫薦供奉內廷。”與此同時，其亦轉載《續莆陽比事錄》：“方昌齡善繪事，永樂中供奉內廷。女淑儀亦善畫。”“內廷”官員，經常接近皇帝，權勢頗大。故此，1988年福建美術出版社出版的《莆田歷代書畫選集》第158頁亦載方昌齡為“永樂中供奉內廷，善丹青，山水、人物、蟲魚、草木各臻其妙。”但條載方淑貞“一字淑儀”有誤，應該說：“淑儀、淑貞兩姐妹也，同為昌齡之女，均善畫。”綜合以上史料得知，明成祖永樂年間，方昌齡以善畫召赴宮廷畫院供職，隨之長女方淑儀被選入宮廷畫院，繼承家父之山水、人物、蟲魚、草木等畫業。這說明宮廷畫家在選拔時或面臨著個人繪畫技能的全面考核。再由趙晶《明代畫院研究》（修訂本）第221-234頁中的“明代宮廷畫家一覽表”之畫家“擅長及備注”得知，永樂年間的畫院選拔與考核中，畫家們擅長人物、山水、花鳥乃至廊壁畫，元代文人畫的影響未能改變其宮廷繪畫以宋人院體為主導的趨勢，形成了明代畫院的古典風格特色。從宣德、正統、景泰時期（1426-1456）畫院考核的內容來說，畫家既要面對禮部、吏都、都察院等外部機構的考試，又要面對御用監內部乃至明代帝王本人親力親為的喜好考核。何喬遠《閩書》載：“周文靖……宣德間，以陰陽訓術徵直仁智殿，御試枯木寒鴉第一……歷官鴻臚序班。子鼎，亦善畫，徵襲錦衣衛鎮撫。”史載宣宗、孝宗均親自在仁智殿品評、觀看畫家們呈送的畫作。除御用監或皇帝親持的“內部考核”，還有吏部和都察院組織的“京察”以“四格”“八法”對官員進行以詩句命題的考試形式。顯然，對宮廷畫家的考核以畫藝高下為主，其考試方式亦多模仿宋代。郎瑛《七修類稿》記載了英宗時期的一次選拔宮廷畫家的考試：“嘗聞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于花卉上妝點；獨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于唇上有一點紅也。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遇為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初切于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于動處尤是。……”此則反映以美女對應春色的詩意破題形式，畫家既需有筆墨上的高絕妙法，又得有臨場應題的機智才能，方能入選畫院。
據載，明代畫院的錄取制度主要有征召制、薦舉制、選入制和蔭襲制四種。明永樂元年（1403），方昌齡以善畫召入宮廷畫院供職，屬文人家庭出身而能詩善畫的征召制畫家，《八閩通志》里載其“得旨放歸”，歸鄉家居以詩酒自娛。明初“閩中十才子”之一的王褒時于南京為官，作《送方昌齡歸莆田》，詩云：“嚴君太學見橫經，邂逅佳見眼獨青。客舍新詩傳錦軸，侯門妙畫滿銀屏。淮江柳色舟中度，吳苑鶯聲酒畔聽。聞說壺山朋舊在，移文謾誚草堂靈。”王褒，字中美，閩縣人，永樂間，召入與修《太祖實錄》，升翰林修撰，為《永樂大典》副總裁，擢漢王府紀善，工詩文，著有《養靜齋集》《王翰林詩》。該詩題下作者自注道：“昌齡父良弼，國子先生。”方良弼曾為國子監先生，明朝設國子監于首都，有祭酒一人、司業一人、五經博士、助教、學正等。下設五廳（繩愆廳、博士廳、典簿廳、典籍廳、掌饌廳）、六堂（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為掌管教育。首都遷于北京后，南京仍設“國子監”，分稱為“南監”“北監”。但《莆田市名人志》（下冊）第404頁中卻條載方昌齡之父為方仁載。
方昌齡的次女方淑貞，知書、能詩，繼承父之畫業。據《閩中書畫錄》（下冊）第129頁所載：“方淑貞，莆田林魯儒妻，父昌齡。善繪事。淑貞亦知書，工父業。魯儒卒，淑貞誓不二，撫諸弟以抵于成年。八十卒。”《八閩通志》（下）第721頁也詳載：“方氏名潔，字淑貞。上虞訓導公瓚之女兄，程鄉教諭林喦弟魯儒之妻也。其父昌齡，文雅善繪事，淑貞少漸染于家，亦讀書，工其父業。永樂間父以畫士起赴京師，女兄淑儀亦以畫女選入禁掖。三弟俱幼，淑貞獨與母居，扶植門戶。既而母歿，父得旨放歸，恒以詩酒自娛，家務一委于淑貞。乃登魯儒于門而妻之。一載間魯儒歿，淑貞誓不復出，撫諸弟以底于成。皓首孀居，終始一節，年八十而終。”從方淑貞的傳記來看，方淑儀為選入制的畫女，不知她是老死宮中還是與其父一起歸還莆田？至少說明永樂時以畫藝被征入宮的畫士不獨為男性，亦兼及“畫女”，其制度詳情不得而知，此現象在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首次證實了中國歷史上存在女性宮廷畫家這一群體。正如趙晶所說：“從常理而言，與男性宮廷畫家相比，女性畫家在后宮活動更為方便，便于為后宮的嬪妃們提供繪畫服務，避免了男性畫家為宮中婦女進行繪畫創作時所面臨的男女禮節上的不便。”因此，永樂時期是明代畫院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大量新的畫家被征入畫院，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具有家族集群性質，早在明代初、中期就有不少外地的畫家來金陵活動以及從事繪藝相承的群體，還出現了歷史上以畫女身份隨父入宮廷擔任宮廷畫家的重要記載。有如《閩中書畫錄》（下冊）第129-130頁載：“方淑儀，莆田人。父昌齡，以畫事召赴京師。淑儀亦以畫女選入禁掖。”此處雖寥廖數字，卻是宮中存在女性宮廷畫家的重要記錄。
可惜方氏父女的作品至今尚未見到，也沒有更多的文獻資料載述其藝術生平、創作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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