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兩位年過七旬的教授在聊天——
“還帶博士嗎？”
“關門了。你呢？”
“我早關門了。”
“知道。我問你那個關了沒？”
“什么那個？”
“你的私生活。”
“哦，早就停水停電了。”
“沒停氣就好。”
“氣一停不就完了？”
……
這一番對話不會讓人疑惑。泰戈爾說過，我們心里都有一個“私人的樂園”……“他們也許不為他人所知”——這里不過借用一下，因為泰戈爾老人說的不是那個意思。
人生就是要承擔生命的內容，帶博士和私生活都是。每個人在一生里都要開門和關門，保持一種隨性和自在、敞開和關閉的自由狀態——門開著，為了迎接，為了擁抱；門關著，為了打開，為了眺望。一切是如此自然。
人是無法抗拒出門的誘惑的。卡夫卡長時間關在屋里，在他心里，出門即遠行，為此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恐懼。在布羅德的生拉硬拽下，他顫巍巍地邁出腳。一走進布拉格老城，他就活躍起來了，盡情地與文學青年閑聊，此時他想到的是：“真正的現實總是非現實的。”
有出門就會有關門，這是一個完整的“閉環”。我一直有一種感慨：一出門就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在忙得喘不過氣的時候，我們才會想起歇息，想起關門睡大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在提速，緊鑼密鼓的節奏充斥著日常，讓我們不知不覺沉浸其中，感覺活出了三輩子。
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開始時以為自己是幸福的，但很快她就覺悟到，這種所謂的幸福不過是一場幻夢，自己不過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也是她的傀儡，便執意要離開。隨著一聲決絕的“goodbye”，“娜拉走后”——留給觀眾的只是樓下關門的那一聲余響。
我們一生中的每一場經歷都是時間的一個站點，或者一道門檻。無論是出世者如何思考生，還是入世者如何思考死，都有一雙塵世的眼睛，讓我們看清生活——但無論生死，我們面臨的都是一個“開門”和“關門”的問題。
當年流亡法國的德語詩人策蘭有一部詩集《從門檻到門檻》，這是一部門檻之書，也是一部時間之書。1952年，詩人開始構思這部“門檻”書時，他給吉賽爾寫了一封信：“你知道嗎，在我向你走來的時候，仿佛我正在離開一個世界，只見背后門哐當哐當地響，一道道的門；門很多……也許還有其他眾多的門在等著我，也許我還未重涉那使人誤入迷津的兆象之網所籠罩的整個廣大領域……”
這就是策蘭著名的“一道門回答另一道門”的問題。詩人于1947年出版了成名作《死亡賦格》，這首詩以其深重的時代內核、富含隱喻與悖論的修辭技巧及高超的對位法結構撼動詩壇，標示了“奧斯維辛之后”言說的可能。然而不久，他身處的國土就“從東方流落，被帶進西方”，身后是歷史悲劇的烽煙和不復存在的故土，前面是一道道未知的門。
策蘭不知道該去“開門”還是“關門”了。
這是理念上的“目不識門”。
每個人大概都會有“目不識門”的經歷。幾年前，我在墨爾本維多利亞美術館參觀一個現代派美術展覽，其中有梵高等人的作品。我在一個書攤上看到幾本印制相當漂亮的書，受其誘惑，想買兩本作為紀念。女兒笑了我一句：“你又看不懂英文。”哈，只好拿起書來湊到鼻子前聞了聞油墨味，就放下了。目不識門，不識門也。
還有一次，我在牛津大學街上，看到書攤擺放著一批舊書，聽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店員介紹，說那都是各路作家的作品。問了下價格，每冊三四英鎊不等，本來想帶一兩本回來，想了想，又再一次作罷——因為還是目不識門。
目不識門也不是什么壞事，至少不是“目不識丁”吧。某日在一所大學里遇到一位哲學教授，向他訴說學不好外語的苦惱。他倒是非常坦然：“上帝都不能造出一塊自己搬不動的石頭，你劍走偏鋒，學那么多東西要干什么？”這還真是個天才而快意的解答。
目不識門，就像英雄從來不提“情為何物”那樣，不去玩那些劍俠情緣之類的玩意，心里不就坦然了許多？不也照樣可以一襲袍笏，一柄長劍，仰天長嘯出門去？
然而，再怎樣的目不識門，也要記得“門在哪里”——才懂得“關門”。人生是隨時需要“關門”的，所謂的“見好就收”，所謂的“適度才好”——“關門”無論如何是一件形意相通、玄機暗合的事。許多時候，“關門”意味著告別絕望與荒誕，從而引領我們審慎地認識自己，省察人生，等待一種讓身體和思想回到陽光之中的生活，等待一種新的“生動的在場”。這樣，才能做到列夫·托爾斯泰說的那樣，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弄明白生活的意義”。
一句耳熟能詳的名言就是：上帝為你關閉了一扇門，就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條條道路通羅馬——這都是我們經驗生命的方式。
末了，想起了幾年前的一件事。有位老教授來到我辦公室，期間去了一趟洗手間。回來時，我看到他的褲子拉鏈沒拉上，就輕輕提醒他一句：“你門沒關。”他“哦”了一聲，趕緊走過去把辦公室的門關上。我忍不住，只好明確提醒他，他這才明白，一邊拉上拉鏈，一邊認真地說：“關門，關門是如此的重要。”
這也算是一種“靈魂相望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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