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5月25日,“廈門大學”公眾號發了一條“跟所有的快樂說Hi Hi”的推文,圖文并茂,排版新穎,點擊量數萬。評論區異常活躍——“每一個快樂都好戳”“好治愈的文案”“快樂就是永遠相信我們擁有無數快樂的可能”“給自己一點空間,給好運一點時間,快樂已在加載中”。
這是些什么樣的快樂呢?快樂就是——
天氣很熱,回到宿舍時,舍友提前打開了空調;
在空閑的夜晚跑步,一點點清空煩惱;
想看的書,發現圖書館里剛好就有;
經歷了漫長的復習,收獲了pass的考試結果;
游完泳后,吹到了夏天的風;
看見宿舍門口的鳳凰花越來越多;
在思源谷看槳板,感受風吹過湖面帶來的涼意;
在瑜伽里冥想世界與自己;
坐在窗前,看形形色色的人路過;
下雨天,在教學樓里聽雨聲;
上學路上,小松鼠在樹上跳來跳去;
花很多功夫,終于弄懂了一個知識點;
心血來潮時大掃除,讓思緒和環境一起變得整潔有序;
自習室選到有窗的位置,瘋狂輸出一整天;
看著芙蓉湖的小天鵝長大……
我們的日子偶爾平穩偶爾緊張,但每一個階段,各有各的滋味。快樂有時就是“小確幸”,就是隱藏在日常縫隙里小小的光亮,它不是出其不意地出現在眼前,就是在我們尋找它的路上。古人說過:“身上無病,心里無事,春鳥便是笙歌。”大學里一位教授說:“就看了個牙,出來時就昏天黑地,大雨瓢潑。”這話被一位副校長聽到了,他就說:“那一定是龍牙——這就是那種‘小確幸’。”有一首詩叫《火車》,其中寫道:“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蘇格拉底說:“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快樂的豬,一種是痛苦的人。”王小波就想做“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他說:“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只豬,還沒見過誰敢于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只特立獨行的豬。”
我偶爾也寫寫詩。一位在20世紀70年代因寫詩而名聲大噪的教授朋友告訴我:“現在寫詩生不逢時,因為現在不是北島、舒婷、顧城和海子的年代,沒有人讀詩了,寫詩的比讀詩的還要多。”而一位博士卻對我說:“真正有趣的生活,無須用‘詩和遠方’來堆砌。它囿于廚房,卻容得下山川湖海的縱橫生趣。要想擁有一個有趣的人生,必須學會與日常瑣碎談情說愛,讓水泥地里長出嫩芽、開出鮮花。”詩人歐陽江河也說:“我們為什么要去討別人的喜歡呢?就像保羅·策蘭說的,我為什么要寫得讓你們都懂、你們都喜歡?你們喜不喜歡都沒關系,懂和不懂這個交流的通道對我來說不存在了。最后,保羅·策蘭的詩歌留下來了,而且完全重新塑造了德語。龐德也曾說過,我當然希望我的詩有很多人讀,有很多人喜歡,但是,你們不讀我也沒辦法,你們讀了不喜歡我也沒辦法,我不能對你們不讀我的詩或者讀了不喜歡負責,你們不喜歡就算了吧。”
——這就是詩人的“快樂”和“小確幸”。我們的人生有各種各樣,但最悲催的莫過于非要給自己選擇一個通向一系列焦慮的入口。我們為什么就不能認真去尋找身邊的那些“小小的光亮”呢?生活的確有許多出口,就像寫詩,你可以寫成“粉紅的戰栗是水的味道,你眼中的煙囪奔跑如馬”這種,也可以寫成汪國真《熱愛生命》里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這種。詩歌似乎是“死”了,但詩人還在,那些曾經耀眼的大詩還在,因為它們“向死而生”。海德格爾不就說過:“向死而生的意義就是: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一朵花的美麗在于它曾經凋謝過。”
在我看來,寫詩是快樂的,是我的“小確幸”。不僅僅是寫詩,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找到了哪些屬于我們自己的快樂呢?朱光潛先生是個活得精致而又敏感的人,學生來到他家,想要幫他打掃庭院里的落葉,他一把就攔住:“我好不容易才積到這么厚,可以聽到雨聲。”朱老先生沒有頹廢和感傷的浪漫主義之病,而是喜歡人生的一切趣味,聽聽雨聲,從中尋找那些屬于自己的“小小的光亮”。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自序中說:“我們這些人,為什么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么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么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么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游戲總是對立,那么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傲慢與偏見》里有一段班納特觀賞柯林斯的賣弄而樂不可支的描述:“除了偶爾朝著伊麗莎白瞟幾眼,他并不需要旁人來分享他的快樂。”快樂不像高貴那樣,需要“被伺候”出來,需要比美貌更用心,快樂無處不在。“廈門大學”公眾號用“跟所有的快樂說Hi Hi”作為標題,這“所有的快樂”就在那個不遙遠處,甚至就在腳下,那么,我們就向著快樂出發吧。
2023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