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一早，老家的幾位發小跟我視頻。歲月的殺豬刀愈發鋒利了，割韭菜般收割年齡，像是互相不認識，面面相覷，都說不出話來。其中一位五十年未見了，他比我年長幾歲，滿眼是淚光盈盈的痛。我不忍心看他。
那個時候我們很年輕，就連那個世界也是年輕的。如今年歲漸長，記憶不斷地短路、錯置、放大乃至刪減，總覺得歷歷在目的那些東西就是一場虛幻，那些記憶靠不住。
發小提起，當年他死命追求一朵村花，還讓我替他寫了幾句“情書”類的玩意兒，他遞給村花。不料那位文靜的村花居然逼在他跟前，大罵。他不依不饒，干脆就追到村花家里。村花只有父女二人在家，三下兩下就把他給轟出來了。
我第一次替人寫情書，算是失敗到家了。出師不利，心想輪到我拍拖時，還不知道該給人家寫什么樣的情書呢？還好，后來自己再也沒寫此類東東了，倒是替一位女生給她的初戀寫了一封奇葩的“情書”——她沒有被男生所接受，心灰意冷，要給他寫個最后“通牒”的信。我很為她打抱不平，當然不是“滿紙辛酸淚”，而是“一腔憤懣情”。我突然間靈感大爆棚，機關算盡，無所不用其極，把我所能想到的詼諧的狗血的咄咄逼人的“罵”人不吐骨頭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語言都用了出來，直搗男生之黃龍小心心。那封信足足費了我兩個晚上的工夫。我用文字充當了一回戀愛“顧問”或者是“外交使節”，因為文字比語言更有風度，更委婉，也更善于周旋。
這些惡作劇，在幾十年以后居然記得清清楚楚，當然那個“情書”和“信”里具體寫了些什么，那是記不住了。
我年輕的時候，有個長輩就告訴我：人老了，至少有三個特征：一、三天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凈，三十年前的事記得一清二楚；二、躺下去睡不著，一坐下就打瞌睡；三、哭的時候沒有眼淚，笑的時候淚流滿面。我還真的應了第一條——我意識到我開始老了，因為有時候就真的會健忘。
某次和朋友通電話，一邊說，一邊習慣性地摸了摸口袋，發現空空如也，忙不迭對著手機大叫：“好了好了掛了吧，我手機不見了。”電話那頭傳來一聲吼：“你現在用什么跟我說話？”
一出門就懷疑自己忘了關燃氣，于是打開房門進去看一遍再出門，結果插在門上的鑰匙掛在那里一整天。還有一次出門打車，車開到一半，突然覺得哪里不對勁：“師傅，剛才我跟你說去哪里來著？”
老了誰都一樣。據說愛因斯坦有一次坐火車，遇到列車長查票，他找來找去，甚至跪到地上，就是找不到車票。列車長客氣地對他說：“教授，不用找了，我知道您是誰，我相信您一定買過票了。”列車長說。愛因斯坦抬起頭，不好意思地說：“我也知道我是誰，但是我必須找到這張車票，因為我忘了要到哪一站下車，只有看到車票才知道。”
史上最聰明的人尚且如此，我們又算是什么。記憶這東西有時候就會捉弄人，不要說老人，就是年輕人也會有健忘癥。我的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有一次在樓梯上邊走邊看手機，一不小心跌倒了。看看四周沒人，他嘴里說著倒霉，用最快的速度爬了起來。突然，他發現了一個問題：剛才我是上樓還是下樓？你說，這記憶是靠得住還是靠不住？
大學畢業至今有四十幾個年頭了。到了如今這把年紀，回頭一看，才明白了許多道理：我們應該珍惜的是什么，應該遺憾的是什么，應該懺悔的又是什么——我們不再企盼奇跡，不再去等待神話，滿街都是美女，端著這一張皺巴巴的老臉，再也不好意思往前擠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即使有過令人悲哀的陰差陽錯，你也不能說出心里強烈的不甘。
那么，只好去懷念那個曾經有過的年輕的世界和年輕的我們。
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就時常會有一些靠不住的記憶。有一次，我出差深夜回到福州，當車子路過一座龐大的建筑物時，我突然覺得有一只巨大的怪獸破洞而出，壓迫過來，就像烏云壓城。幻覺一下子包圍住了我，那一刻，我感覺到一種來自內心的恐懼；而只有那種恐懼，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今年春節期間，我去到莆田一個鄉村參觀一場民俗活動。我突然注意到一個五十多歲模樣的胖女人，身軀寬厚，像一團黑火在那里不停地挪動。她十分勤快，收碗碟，搬桌椅，一個偌大的身影一直在那里晃動，讓人眼前一片虛幻。她的存在占領了一片空間，我覺得自己走進一座迷宮，一不小心就會走錯方向。
那個胖女人也注意到我，笑著說了聲：“我太胖了，我年輕時可沒這么胖。”這句話讓我微微一震——是的，我們曾經經歷過的許多事都隨風而逝，而只有記憶中的那個時候，我們真是年輕，那時候的世界也很年輕。
2015年，在上海思南文學館舉行的楊慶祥教授的《80后，怎么辦》分享會上，一個青年坐在第一排，目光熱切，他問楊慶祥：“面對現實我們如此無力，無法改變，我們生活的意義是什么？”楊慶祥回答：“如果多年后你擁有了一點點能夠影響別人的能力，當你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你想起多年前你在思南文學館參加的這個活動，你或許會更加謹慎和人性。這就是意義。”
——世界并沒有老去，我們始終就在這世界之中，因為意義也在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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