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陽
在莆陽的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清官廉吏，他們名垂青史，為后人所褒揚所傳頌，千古流芳。莆陽人民為他們樹碑立傳，修廟造坊，明弘治《興化府志》記載的牌坊有300多座，到清代莆陽相關牌坊達到500多座，這在國內是少見的。史書有載的莆陽御史、六部給事中達三百多人，其中擔任過監察御史之職者有200多人，人稱“御史之鄉”。莆陽古代清官廉吏知仁知本，知榮知辱，知廉知恥，知義知鄙，知忠知奸，知禮知道，知良知莠，知德知濁，知律知省。總體特征：一是居官清慎，勤于政事，為政端平，不徇私情，清訟牒，均徭役，多善政；二是勤政愛民，勵精圖治，選賢任能，體察民情，傾聽民聲，多德政；三是廉明拒賄，吏民畏懷，倡廉懲貪，清白奉公，改革稅制，多惠政；四是剛直不阿，嚴正執法，風紀凜然，直諫敢言，廣揚直聲；五是賑濟災民、興利除弊，重農興學，長留清譽。從莆陽歷史文化脈絡看莆陽廉潔文化，主要表現：
文獻名邦 道德傳世
莆陽文物之盛，文教發達，人才輩出，為世人所贊嘆。明代興化府衙附近就立有“莆陽文獻”“海濱鄒魯”“文獻名邦”“壺蘭雄邑”等牌坊。作為文獻名邦，科舉文化發達，科舉人才無一不是經歷過儒家倫理道德幾十年浸淫出來的，因此傳統道德代代傳承，清官循吏遂代不乏人。莆陽重教尚學傳統和科甲奇觀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莆仙自然條件并不十分優越，但是自古以來莆仙人就十分重視教育，其重教尚學的風習肇始于梁、陳時代，盛興于宋代。“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古訓成為歷代莆仙人踐行的信條。宋代有“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比屋業儒，不廢讀書”之稱，歷史上莆仙學校書院林立，習儒成風、人文蔚起，科甲鼎盛、人才薈萃。自隋朝開創科舉至清光緒三十年停止科舉的近1300年間，莆仙產生了2480多名進士、21名各類狀元，雄踞福建省千名進士縣的榜首，在全國也名列前茅。歷史上莆仙還出現了唐代仙游“鄭家八虎”和宋代莆田方氏28對父子高中進士的景象，留下“一家九刺史”“一門五學士”“一科兩狀元”“魁亞同榜”“四異同科”等許許多多科舉佳話，為古今文人所津津樂道，鼓舞著古今莆仙人積極向上，刻苦努力，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以光耀宗祖，榮耀鄉邦。莆仙重教尚學傳統得到世世代代的繼承和弘揚，勤奮好學至今仍是莆仙人的重要標識之一。莆仙歷史上的科甲奇觀，在福建乃至中國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據《莆陽比事》卷一“戶口日殷”條載，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置興化軍時，有主戶13170戶，客戶20628戶，合計33798戶；至紹熙年間（1190-1194），主戶增為44376戶，客戶增至27987戶，合計72363戶。興化置軍時客戶竟多于主戶，可見外來移民是很多的。明初又推行招募流亡、勸學興農的安息政策。至明弘治五年（1492），興化府人口已增到18.36萬人。宋、明500余年的政治統一，社會安定，莆仙學校教育出現了長期昌盛的局面，造就了許多名臣鴻儒，留下了千卷巨著華章。正是社會經濟的長足進步，文化教育才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產生了鄭樵的《通志》，蔡襄的《荔枝譜》《茶錄》，劉克莊的《后村先生大全集》等名著。莆仙教育事業也是較為發達的，尤以宋、明兩代，科甲鼎盛，甲于八閩。教育的發達普及，為莆仙營造了一種從師尚學、讀書仕進和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的良好氛圍，形成了一種“視書為財”“愛書如寶”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培育了大批勤政廉政、克己奉公的清官廉吏。莆陽古代清官循吏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對社會、對一方民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他們的精神是“文獻名邦”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莆陽古代清官循吏身份來看，這些官員大多出身進士、舉人，他們“德才兼備”，當時社會選擇官員是重視“尚賢取廉”的，要求監察官員做到“依法依制”，以樹立官吏廉正榜樣與監察制度相結合，這些思想及其實踐促進了政治清明，有利于政局穩定、階級矛盾緩和、社會經濟發展。
家風族范 孝廉傳家
莆仙士子由于家學淵源，父子、兄弟互相勉勵，而登上科第的現象也很突出。入莆定居的中原漢民，相當一部分屬于宦家士族。鄭露開莆來學，對莆仙人儒業教化起到積極作用。不少世家望族，大都先遷居福州平原、興化平原，而后再向福建其他地區和粵瓊遷移發展。如福建大姓陳氏、林氏、鄭氏、黃氏、方氏，還有蔡氏、翁氏、傅氏等。中原士族對莆仙科舉發展有很大推動作用。入唐后，莆仙形成若干個以家族、鄉族為核心的文化教育中心，推動了莆仙人文化教育進步。科舉為兩宋家族的崛起和興盛，提供并創造了合法、便捷而且切實可行的途徑，使得每個家族都十分重視科舉；同時也為每個家族提出了保持競爭實力的要求，使得每個家族時刻都要關注與科舉相關的教育。讀書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入仕的前景，即使門第顯赫的官宦人家，其子弟要獲得高官厚祿，亦不得不加入“讀書應舉”的行列。而貧寒子弟一旦入仕，就會把鼓勵子弟努力讀書、應舉入仕作為鞏固家族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這直接導致了科第世家的出現。因此“三家兩書堂”（《莆陽比事》卷一）、柯氏“一門五世進士”等現象的出現并非偶然。家族聯姻也進一步加強了對科舉的重視。莆仙大家族文化形成特色，家族重視纂修本族姓宗譜，家族榮耀感很強，這些都為家族科舉成就帶來重要影響。
莆田古代科舉文化發達，且呈現家族聚集現象。如宋代有“三氏六桂”佳話，即翁氏家族、方氏家族、龔氏家族三氏家族六子皆進士及第。還有莆陽刺桐金紫方氏家族、莆田陳氏家族、方氏家族、黃氏家族、林氏家族、柯氏家族等，仙游蔡氏家族、傅氏家族、葉氏家族、錢江朱氏家族等科舉家族。莆田玉湖陳氏家族出了狀元陳文龍，榜眼陳俊卿。莆田東里黃氏、溪白白杜方氏家族進士輩出，莆田東陽浮山陳氏家族明代后出現11名進士。莆田古代清官循吏，他們代代相傳，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如在明代莆田科舉佳話中，有三家“三代科第”，三家“四代科第”；還有“六代科第”者，即柯英（弘治己未進士），叔柯潛（景泰辛未狀元），子柯維騏（嘉靖癸未進士，官戶部主事）、柯維熊（正德丁丑進士，官工部郎中）、柯維羆（舉人，官知縣），孫柯本（維羆子，嘉靖庚戌進士），曾孫柯茂竹（維騏孫，萬歷癸未進士，官知縣），玄孫柯昶（茂竹子，萬歷甲辰進士，官知府）。直系的“六代科第”人家為林文（宣德庚戌探花），子林載（景泰丙子舉人，官中書舍人），孫林釗（成化戊子舉人，官錦衣衛經歷），曾孫林希范（舉人，官府同知）、林渠（釗子，舉人，官長史），玄孫林升（舉人，渠從子），來孫林炳章（希范孫，舉人，官府同知）、林焜章（希范孫，舉人，官府同知）。這些科舉世家出仕官員，均能傳承家族優良傳統，清正為官，長保門第不衰。通過家族傳承，進而影響整個莆田地區。宋代仙游人鄭良士的八個兒子鄭元龜、鄭元弼、鄭元恭、鄭元素、鄭元禮、鄭元振、鄭元瑜、鄭元忠皆好學奮進，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合稱“鄭家八虎”。這些家族科舉人才多，出仕官員多，形成了互相學習、清白為官的共識。許多家族都建祠堂，修家譜，立家范，要求后代“克紹箕裘”，延續家族榮光，營造出濃厚的社會氛圍。士人以廉潔從政、忠于家國為榮，以貪賄搜刮民財、奸佞禍國為恥，這種社會風尚對莆田廉政文化傳統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清廉忠正之官流芳千古，奸邪貪佞之官遺臭萬年，就是見證。
莆仙歷史上出現眾多鐵面御史并非偶然現象，而是莆仙言官奕代相承的風骨以及家族重視清廉教育的結果。歷史上，絕大多數官員士紳都能堅持忠孝節義大節，像蔡京這類爭議人物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踵武前哲的忠臣烈士。清康熙中，彭鵬嘗致書教育胞弟說：“普天下爭于名利關頭，營營戀戀。汝寡兄胸中，絕無此兩字。貧者士之常；清白者，吾家祖訓。為儒食貧，為吏清白。咬斷菜根，萬事作得，耐之而已。”江春霖也說：“夫士君子見用于時，其居言路也，有去就爭之者矣，爭之而其言不用，官可去，身可舍，而公論是非，必不可泯，遑暇計及取忌乎？雖縣令之職不獲乎上，民不得治；然亦內存愛民之心，外不失事上之禮而已。若夫逢迎容悅以媚上臺，忘生平之所守，沽不虞之虛譽，亦所不屑為也。”彭鵬、江春霖等清正廉介之臣，是莆仙正氣浩然言官群體之代表，輝光永耀文獻名邦。
鄉風民俗 崇德勸善
莆仙民風淳樸，文化特色鮮明。它們表現于戲曲、語言、風俗、飲食、民間藝術等諸多方面。莆仙先民多聚族而居，互相幫扶，共同發展。家族則重視修建祠堂和編纂族譜，同時制定家規、家訓，承傳優秀家風，這些特色至今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尚可見其影響。莆仙民俗文化體現了精、勤、儉、孝等特點。許多歲時節令活動，亦別具風情。如每年最具特色的鬧元宵社宮游神賽會等活動，時間長達一個月，成為全國鬧元宵時間最長、范圍最廣和活動最多的民俗活動，目前已有多項民間元宵特色民俗被列入非遺保護項目。莆仙戲、莆仙歲時節會及民眾活動都喜以團圓為主題，從中折射出莆仙民眾濃厚的家庭親情和家族意識，這種意識通過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代代相承。莆仙方言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含有淳樸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元素，也是鄉情鄉愁的重要載體。有宋元南戲“活化石”之譽的莆仙戲，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至今逢年過節莆仙地區廟宇演戲看戲非常普遍，在全國各地傳統戲劇趨于式微時，莆仙戲仍一枝獨秀。
莆陽家族的成員一般能自覺地維護本族利益的統一性，避免因利益矛盾而損害孝悌倫理道德。莆仙人習慣把祖宗牌位供奉在廳堂上。明代以后，一些世族大姓雖有另建宗祠，但也不是所有的祖宗牌位都進宗祠，大多數的近祖只能供奉在自家廳堂上。逢年過節，生卒忌兩祭，均在廳堂舉行。尊祖敬宗成為永續不變的祭俗。傳統大厝的廳堂，都是本族共有的，不能分配給任何一戶族裔。家族成員都享有在廳堂上舉行“冠婚喪祭”等活動的權利。如婚俗中的男子結婚掛“表德”、拜堂、婚宴、新媳婦出廳拜見長輩等儀式均在廳堂上舉行。這種形式強化了家族之間的聯系。
莆陽豐富多彩的鄉風民俗、獨具特色的鄉土鄉情、深沉豐厚的文化積淀；體現在那些傳承了千百年的村規民約、家風祖訓，以及那些代代相傳的宣揚“讀可修身、講信修睦、天道酬勤、寧靜致遠、積善成德、自尊自強、誠信為本、仁義興家、以和為貴、同舟共濟、心懷感恩、立德樹人、行善至樂”等傳統美德的鄉土故事，它在價值上弘揚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民族精神，是農耕文明積淀下來的民族文化精髓和中華文化的優秀基因，是今天現代文明的滋養和補充。
先賢示范 師友勸率
莆仙名臣在其官宦生涯、文化創造過程中形成獨特個性與特色的精神品格，其精神品格經過歷史沉淀已內化成莆仙文化的優秀組成部分。從唐中后期開始，莆仙人才在福建歷史上占據一定地位。宋、明兩朝，莆仙更以其鼎盛的科舉為依托，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明代狀元莆田人柯潛曰：“莆城巨域，人物英英”（《蔡忠惠公墓記》）。這些人物中不乏“力學踐行，師表后進”“致君澤民，又安宗社”“隨所任使，克舉厥職”“事親從兄，篤于愛敬”“委身徇國，舍命不渝”“序事纂，足以達意”以及“興利除害，以惠鄉人”的名人。乾隆朝編修的《大清一統志》收錄莆仙人物144人。乾隆間編纂的《福建通志》收錄莆仙名人480人，數量在省內名列前茅。人物為一郡之柱礎，鄉邦之光耀。一代又一代的莆仙名人，以其杰出的才能和突出的貢獻，創造了燦爛的莆仙文化，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其中的名相良臣、忠臣循吏，他們高風亮節、清儉正直、勇于改革，影響一朝一代政壇和官場風氣，這些人是莆仙古代官員的代表性群體。莆仙古代很多名臣業績是多方面的，如唐黃滔被譽為“八閩文章之祖”，宋蔡襄名列宋書法“四大家”，林光朝為理學家，劉克莊為南宋文壇領袖，明黃仲昭、柯維騏為史志學家等，這些名臣人物已在其他相關章節中敘述。本章著重介紹莆仙籍朝廷重臣宰輔、尚書、御史三類官員群體之品德與杰出代表之政績，借窺古代莆仙籍名臣的總體風貌。
明代，莆田有所謂“六部尚書占五部”之譽。莆仙尚書群體，文才武略、守官舉職，堪稱賢才，政績卓著，資深老臣多傳為美談。明代莆田縣城及各尚書故里，有20多座尚書紀念坊。宋代尚書方應發、明代尚書鄭紀均為“三朝元老”；宋代工部尚書劉榘“歷事四朝”，禮部尚書林英、工部尚書劉克莊“歷事五朝”。明代陳俊歷任南京戶部、兵部、吏部三部尚書。還有“二部尚書”“三世尚書”“四世尚書”“一品尚書”等佳話。莆仙古代尚書名臣具有的群體性突出特點是：在各部尚書任上恪盡職守，為國家治理獻計獻策、鞠躬盡瘁。如明代戶部尚書翁世資、陳俊在管理糧儲、處理軍政等方面顯示出其優秀政治能力。明代刑部尚書林俊、彭韶能兢兢業業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在案件的審理、復核兩京及地方徒刑以上案件，參與三司會審，參與各種恤刑、慎刑程序等方面，都表現出卓越的才華和公正公平的品質。明代禮部尚書陳經邦、林堯俞司掌禮典主持、朝貢外交、學校科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明代工部尚書林云同、康大河在執掌四清吏司、所轄衙門上也做出功績。值得強調的是，莆仙尚書多直向、直言、直行，敢與朝廷奸邪作斗爭，由是莆仙尚書大多仕途坎坷，就是多因居官剛正不阿所致。
御史廉吏 英才輩出
莆仙籍中有任職御史達232人。從唐太宗貞觀六年（632）登第的副都御史兼右散騎常侍鄭積，到光緒二十年（1894）進士江南道監察御史江春霖。其中不乏由地方官調任監察御史職位之清官，他們剛直清正、訪貧問苦，直言敢諫，抨擊社會政治弊病，宣揚“貴廉潔，賤貪污”的社會道德，對當時官場和政風的匡正改良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人稱莆仙為“御史之鄉”，名不虛傳。其中唐代及五代有鄭積、黃滔等9人，宋代有陳次升、陳俊卿、陳讜、龔茂良、丁伯桂、徐鐸、王回、許稹、翁處廉、陳絳、方慎言等59人，明代有陳道潛、朱悌、林熊、林誠、楊瑯、陳茂烈、俞誨、黃鳴俊等154人，清代有廖必琦、林揚祖、林源、江春霖等9人。莆仙籍御史們，他們糾彈百官，整飭朝綱，多為錚錚之士，為世所稱。他們作為古代官僚體系中廉潔從政的典范，或修身自律，執政為民；或明察善斷，撫弱安民；或開啟民智，為民解惑。他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下許多佳話，為后世所傳頌，其教育意義和警示價值是留給后人的一筆寶貴財富。名臣蔡襄、陳居仁、林枅、蘇欽、陳俊卿、鄭僑、彭韶、鄭紀、林俊、鄭岳、林潤、彭鵬、江春霖等等，都有忠政愛民、為官清廉、崇清鄙貪的事跡，在莆田可以說是傳揚久遠。
莆陽廉政文化記載著大量清正廉明的御史廉吏事跡，積淀著莆田人民在長期社會實踐中的精神文化追求，代表著莆田人民在廉潔從政、用權、修身、家風家教等方面獨特的政治標識，為后人所敬仰，成為新時代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的豐富素材。
▲國畫《清正廉潔江御史》 楊青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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