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一早打開朋友圈,看到一位女生發了一句話:人剛進電梯,門關了,停電了。
于是各種表情接踵而至。一朋友喊道:“快按鈴。”
她回復:“停電了,鈴按了都沒反應。一個小時前的事哈,謝謝親們,外面的空氣真好。”
“外面的空氣真好”,在電視劇里,經常聽到這句話。
有個被失敗的婚姻困擾了許多年的男士,終于得到解脫,他也說了這句話。
錢鐘書《圍城》說:“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去。”方鴻漸終于沖出了家庭的圍城,但他卻沒有喊出“外面的空氣真好”。
還是說說親近我們的電梯吧。電梯是一個奇妙的地方,在那樣一座轎廂里,人人都是平等的,誰也不會比誰更高更快。沒有左沖右突,只有左顧右盼;沒有前赴后繼,只有前依后貼;沒有不相上下,只有上上下下的選擇。有一部微電影《The Lift》說:“按下你要去的樓層,讓雙腳離開地面,讓思想離開表面——這就是電梯。”
《The Lift》里的女主角,一名小說家,正準備和她的編輯會面。可是電梯壞了,她和一個油漆工模樣的男人被困在了電梯里。在等待電梯恢復的過程中,兩個人聊了起來。小說家原以為遇到了一個粗俗的社會人,聊著聊著才發現,這個油漆工不僅上進,而且和自己有著相同的音樂愛好。更重要的是,他十分疼愛自己的女兒,自己再苦再累,也要完成女兒跳舞的心愿。小說家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父親,在她四歲時生日會那天,父親遲到了,沒有人知道他去干什么,直到他出了車禍的噩耗傳來。
很快,電梯修復,兩人告別之際,油漆工無意間說出一句話:“變老無可避免,變成熟則可以選擇。”這句話擊中了小說家,后來被寫進了小說文稿的第一頁。
電梯里發生的故事層出不窮,因為與外部世界的暫時隔絕,其狹窄的轎廂容易讓人覺得自己變成了困獸。對于情愛來說,電梯是一個矛盾的場所,陌生的距離被強行拉近,很容易產生情愫。當四目相對時,要么一見鐘情,要么邂逅之后就日久生情。《和莎莫的500天》里,湯姆在電梯里偶遇了莎莫,就搭訕了起來,此后兩人開始了日復一日的折磨,愛有多深,傷也就有多深。這500天,各種想法、各種姿態、各種性格暴露無疑。所有這一切,都源于電梯里那多看了一眼,多說了一句。
于是有人就斷定,電梯里的事兒可以說到地老天荒。其實,電梯就如同一間“鐵屋子”,意味著向外部世界關閉。對于“鐵屋子”,魯迅是有深刻的體會的。
1917年,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學任職,兄弟二人同住在紹興會館。周作人的同事錢玄同,也是他們兄弟二人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經常到紹興會館來聊天。錢玄同當時是《新青年》雜志的編輯,一天夜里,他又過來聊天,翻著魯迅的古碑鈔本,問:“你抄了這些有什么用?”魯迅回答:“沒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沒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為我們寫點文字。”
魯迅婉言拒絕了。他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反駁道。這一反駁戳中了埋頭在故紙堆里的魯迅的痛處,他試圖改造國民精神卻又無從下手的沉重心結,經錢玄同這么一提起,猶如在埋藏的火藥引信上點著了火,立即爆發起來。魯迅承認:“是的,既然有幾個人已經醒來,就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而醒來的人,需要做的就是啟蒙與吶喊,喚醒更多人,共同毀壞這令人窒息的‘鐵屋子’。”他終于擺脫遲滯與猶豫,答應為《新青年》撰文,以一個助力新文化運動的“敲邊鼓”者,通過吶喊,“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讓他們也感受到“外面的空氣真好”。
電梯如同“鐵屋子”,魯迅的例子,這是往大的方面說。而往小的說,這間“鐵屋子”有時則可以考量一個人的品行。我曾經看到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女孩,有一天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在她即將關閉電梯門時,門外有兩個大叔摁了電梯。有個大叔作勢要進去,另一個大叔拉住了他,說等一等。因為那位大叔顧及女孩孤身一人,怕她害怕,就對女孩說:“不好意思,他喝醉了,身上有很大的酒氣,怕熏著你,你先上去吧。”女孩感到很意外,頓時心里十分溫暖,她搖了搖手說:“沒關系的。”可大叔還是堅持讓女孩先上去。
某大學兩位女生在電梯里,一位黑人留學生進來了。一女生嘟噥了一句:“這么黑。”沒想到這黑人留學生是學中文的,立馬用漢語回了一句:“就你白!”這種反應狀態讓我想起了一句話:“電梯,有時是直接通往內心深處的。”
我住在34層樓上,正所謂登高望遠。某一天有個朋友來訪,在電梯里給我來了個電話:電梯沒有34層呀。原來電梯右邊是1-19的數字,左邊是20-38,她只看了一邊。我想,此時她是不是猶猶豫豫、進進出出了一下,看看外面還有沒有可以到34層的電梯?
此時,外面的空氣真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