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祖緒
位于白鹿書院的朱熹像
方士端，字德明，宋靖康元年(1126)生，興化軍莆田郡城刺桐巷(后稱方巷)人。邑人大史學家鄭樵《通志·氏族略》載:“周大夫方叔之后，以字為氏。”方叔食于洛，其子孫在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主要在河南發展繁衍,遂成當地名門望族。至西漢末，史馬長史方纮生方雄，官司馬。方雄生方濟、方儲、方儼三子，皆仕東漢，為方氏入閩開基者。裔延之莆之泉，蔓之漳之崇福。方儲傳次子方觀之，官睦州刺史，其子孫居莆田、九江、滁陽、潮州等地。觀之之后裔唐都督長史方琡，自歙州返固始龍山居住。五代時為避戰亂，才徙居莆田烏石山，世尊方琡為入莆方氏始祖。
方琡之子殷符，唐乾符三年（875）進士，官威王府諮議參軍，累官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殷符生七子：廷康、廷年、廷范、廷遠、廷英、廷輝、廷滔。殷符傳三子廷范，唐昭宗大順二年(891)進士，官溫州安固尉，歷任長溪、古田、長樂縣令，有善政，人稱“長官”，其卜居莆城刺桐巷。廷范生七子:仁逸、仁岳、仁瑞、仁遜、仁載、仁遠、仁杰。一至六子俱擢進士第，登仕宦，號稱“方氏金紫六桂”。唐乾寧元年（894），五桂仁載擢甲寅進士，官禮部郎中，晉上柱國階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封京兆郡夫人。
仁載生三子:長子諮，傳莆田、浙江鄞縣，廣東東莞、潮州、泉州、福州等地；次子偃，傳擇美、觀前、市頭、厚隆、下井、林墩、惠安、同安、固始等地。方諮贈吏部尚書，其傳子慎言，字應之,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庚子進士，官殿中侍御史，廣東經略安撫使。慎言傳子方蘊，官龍巖縣令，贈大中大夫。方蘊傳子方通，神宗熙寧六年(1073)癸丑進士，官王府翊善，贈朝請大夫。方通傳子方軫，字叔時，哲宗元符三年(1100)庚辰進士，官太廟齋郎，翰林院編修，右正言,靖康初補鄞縣令。方軫傳子方恢，娶妻林氏，傳子士端，幼聰慧，氣質方剛，端敏謙厚，力學勤苦。紹興癸亥（1143），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按:《莆仙方氏宗譜》載:紹興十四年甲子，士端舉鄉貢，后世亦稱鄉試中式送會試者為鄉貢、宋朝又稱鄉試為鄉貢。)。
先是紹興十七年(1147)，朱熹年十八，舉建州鄉貢，次年春考，朱熹擢戊辰科王佐榜進士。紹興二十一年（1151）春，朱熹年二十二，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為泉州府同安縣主簿。主簿之職，在南宋時為掌管出納官物,銷注簿書。朱熹任同安縣主簿兼領學事，其增建學舍，在大成殿后面建經史閣，在明倫堂左邊建教思堂,又新建“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見《閩南文化百科全書·同安縣儒學》
朱熹任職時的官邸曰縣署,朱熹曰:“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柱，殆不可住，獨西北隅一軒，為亢爽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見《朱子文集》卷七《高士軒》)清代白瀛在《玉屏書院記》中曰：“同安自紫陽朱子主邑簿，建高士軒，畏壘庵，倡道與學，聞風踵起者，代代有傳人。為教學活動之需。”“朱熹建學堂且附圖書館，名曰教思堂，訪求名士徐應中、王復等以為表率，日與講論正學，規矩甚嚴。”（見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名宦·朱熹》）朱熹“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茍利于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圣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見《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朱熹居同安嘗撰《同安官舍夜作》二首:“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國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蕭疏。”“窗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愒豈非閑，無論心與跡。”（見《朱熹集》卷一·詞賦琴操詩）。朱熹到任同安縣主簿為紹興二十三年(1153）七月，時年二十四。其離任同安主簿之職時間為紹興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在同安任主簿之職整整三年。其任滿后，從七月至次年一月離開同安。“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其回到崇安，“涉春而返”回同安后，他已不視簿事，并且搬出縣府,住在陳氏家里。(見清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一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版，第14-15頁)。
朱熹撰《畏壘菴記》：“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為請于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于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庳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盆荷之屬又皆列蒔于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灶之役，愿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馬車之客與胥吏之有事于官府者，則無所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系官于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后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之子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為醫，請予記者名良杰，為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見《朱熹集》卷七十七·記）
紹興二十七年（1157）春，寓居陳氏民家之朱熹其撰《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詩云:“端居托窮巷，廩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晨興吟誦余，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其歡。良朋夙所敦，精義時一殫。壺餐雖牢落,此亦非所難。”本詩記敘了朱熹在同安侯代“畏壘庵”居住期間誦書史、讀儒典以及與朋友、學生論學的生活經歷，詩意興致盎然，表現“吏休”“杜門”的悠然自得。（見《朱熹集》卷二詩）朱熹在同安等待朝廷委派接任官員，直等到這年的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最后離開同安。其歸自同安，彌樂道，于仕進泊如，直至知江西南康(今星子)軍，其間二十三年，以養親請祠。
方士端因授宗邸補登仕郎，旋赴京師吏部試，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任同安主簿。先是西晉太康三年(282)置縣，始稱同安，屬南安郡，后并入南安縣。唐貞元十九年(803)析南安縣西南四鄉置大同場。五代后唐長興四年(933)升為同安縣。南宋紹興十五年(145)建城，東西長，西北狹，形似銀錠，故稱銀城。方士端代縣尉期間，破案獲盜，論功當受獎賞，但其棄而不受。明代池顯方在《大同賦》中稱贊方士端為“豪俊拔俗，而廉慎倜儻”，歷祀同安名宦祠共三十三人，士端芳名列其中。士端祖父方軫，終官鄞縣令，以貧不能歸，家于慈谿，及軫卒，祀鄉賢,名列世忠祠。《通志》《郡志》列名臣傳。邑人方志學家黃仲昭論曰:“孫通治邑典郡，皆有最績，曾孫軫，上疏論列蔡京之奸，其清名高節，皆不愧其先，君子之澤遠矣哉!”
而今軫之孫兒士端,居官清正，亦無愧于祖父方軫之垂范，深得朱熹器重，朱方二人遂成好友。士端喜愛銀城民風淳樸，意欲擇地定居，特請精于地理之堪輿家朱熹幫其相個吉利之風水寶地。值得一提的是，自宋至今，在同安一直流行數種“文公讖”,即預言。如朱熹游同安石兜鄉，其預言曰∶“五百年是谷倉，五百年為水塘，五百年系花園。”并在石崖上題刻“第一山”。如今谷倉、水塘已實現，而“花園”將要辟為旅游勝地而實現。再如朱熹游同安馬家巷，其目睹農漁兼備，又曰:“五百年前利不通,五百年后通利地”。據記載:通利廟在四甲大街，朱熹過此地曰:“五百年后必有通利之所”。里人因此建廟，從朱熹到清康熙年間約距五百年，馬巷果成為文化中心，名人輩出。可見“文公讖”在當時，客觀上起到了安定社會、穩定民心之作用，這也反映了朱子儒家的“民本”思想。
朱熹為方士端推薦位于同安縣東三十里之綏德鄉民安里十一都之地，以期方氏子孫繁衍發展為眾姓萬家春。士端謹依朱熹指點之處安置家眷落戶，其后子孫發展成村,名曰“萬家春”。十一都其地環境優美寧謐，民風淳樸，方家子孫以祖上與朱熹的淵源關系感到無限榮光，遂家家供奉“徽國朱文公”神龕,村中有口古井,名曰“文公井”，井欄呈八角形,井筒圓形、水清如鏡,取水煮茗，甘香沁人心脾。且離村中一株古老榕樹之傍不遠處，建有小廟稱“朱文公祠”，堂中供奉朱熹塑像。其對聯題云:“源自莆田分派,昔頌鄉賢，今祀名宦,祖宗赫濯傳百世;地卜大輪安居，東插鴻漸，西馳天馬，子孫蕃衍慶千年。”據聯之內容可知，這正是方氏喬遷同安之子孫緬懷其先祖方士端之業績及開基萬家春之軼事。
未幾，方士端調任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任上勤政愛民，去弊就利，擢廉罷貪，境內肅然，以是得罪豪狡，遂致仕歸莆陽。孝宗乾道六年(1170)庚寅閏月八日，士端卒于家，年四十五。其子方注以生父與朱熹交誼之篤，泣請年伯朱熹為其父撰銘。
朱熹為撰《宣教郎方君墓志銘》:“予始仕，為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既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后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為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后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為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歡。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宰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為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嘆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余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敘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宦皆通顯，遂為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顓為舉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為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為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后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多貴之女，后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于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婿林瓘、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后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閑適之愿，是可悲夫。為之銘曰:‘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尚復來者，百世之延’!”(按：《莆仙方氏宗譜》載：莆陽六桂中之第五桂曰仁載，并非仁達。一說方士端歸葬同安縣同禾里銅鑼山。)方士端生平事跡可見《朱熹集》卷九十二墓志銘，朱熹《大同集》、《莆仙方氏宗譜》，明池顯方《大同賦》，朱奇珍修，葉心朝等纂《康熙同安縣志》，《民國莆田縣志》、《同安文史資料》。
0594-6923998
投稿郵箱：pt2680034@163.com 壺蘭文苑投稿郵箱：niweili20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