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勁
圖1 宋玨《隸書七言律詩軸》縱132.5厘米，橫63.5厘米，共5行，61字，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圖2 宋玨《隸書聽松看畫七絕詩軸》紙本隸書，縱122.5厘米，橫30.7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圖3 宋玨《隸書過徐文長故居詩軸》，隸書，章草落款，縱138厘米，橫49厘米，共6行，86字，廣東省博物館藏。
圖4 宋玨《隸書羼提居士詩軸》絹本 縱170厘米，橫48厘米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宋玨(1576-1632)，一名瑴，字比玉，號浪道人、荔支子，福建莆田人，工詩、善書畫，且豪于飲，每酒以斗計。周亮工《閩小記·印人傳》曰：“莆田宋比玉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間，后人競效之；至用于圖書，古無是也。”宋玨長于書法，章、行、草、隸俱佳，八分行草，尤為瘦勁有神，下筆往往別開生面，醉后揮毫，更增妙趣。另據(jù)浙江著名文史家周春(字芚兮)《論印詩》云：“聞說莆田宋比玉，創(chuàng)將漢隸入圖書。愛奇竟道翻新樣，古法終嫌盡掃除。”故《辭海》載：“宋玨擅八分書，曾以八分入印，后繼者有吳晉等。”可見，宋玨精于書篆藝術，有“八分書”獨特之處，無法而法，乃為大法。
一、宋玨隸書
隸書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興盛于漢，是中國文字和書體演變、發(fā)展進程中一大變化，從秦末漢初開始，民間為了便于書寫，在字形結(jié)構改革上取較篆書簡易的隸書體。
在明代金石學及復古思潮的書風背景下，宋玨隸、行、草、楷諸體皆精，尤其漢隸作品時受世人的贊賞，在明清書法史上影響深遠。錢謙益《列朝詩集》謂：“玨善八分書，規(guī)模《夏承碑》，蒼老雄健，骨法斬然。”宋玨的隸書從漢代《夏承碑》入手(《夏承碑》于宋代元祐中出土后被毀）。如朱建新《金石學》所言“奇古英爽，無如夏承”。漢靈帝建寧三年(170)的《夏承碑》有波磔、而字畫結(jié)體頗多夾雜篆書，屬華美風韻而非樸拙者。
作為晚明書壇上以漢碑進行隸書創(chuàng)作的先行者，宋玨隸書作品形式多樣、載體豐富。
1.故宮博物院藏《隸書七律詩軸》（圖1）
2000年12月26日，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故宮博物院、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辦，中國書法雜志社承辦的《千年書法大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及故宮博物院隆重開幕。這是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涵蓋最廣和影響最大的一次書法盛會，是對千年書法歷史性成就的回顧，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輝煌展示，可稱新千年到來之際的“墨海聚珍，曠世大典。”其中宋玨的《隸書七言律詩軸》珍列于中國美術館展廳，其走筆氣勢磅礴，古樸雄健、骨格嶄然，不愧為精品佳作，引起參觀者的廣泛關注與稱贊。
【按】宋玨《隸書七言律詩軸》釋文：開緘奕奕滿銀鉤，書尾題詩語更遒。八法舊聞宗長史，五言今復擬蘇州。筆縱好在留臺寺，旗隊遙知到石溝。欲寄鼠須并蠒紙，請君草草賦黃樓。款署：“莆陽宋玨書”，鈐印：“宋玨之印”“比玉父”二方。
2.宋玨《隸書聽松看畫七絕詩軸》（圖2）
【按】釋文：聽松看畫繞虛廊，風拂金爐待賜香。丞相未來春雪密，暫偷閑臥老僧房。署款：“宋玨”。鈐“宋玨之印”白文印，“比玉父”白文印。
3.廣東省博物館藏《隸書過徐文長故居詩軸》（圖3）
【按】釋文：“一線寒溪抱屋流，石梁細竹到門幽。當年書畫尋常散，此日金錢遠近求。醉后能為鷚鵒舞，雪中喜擁鹿皮裘。我酤白酒臨風醇，紫懈黃華滿眼秋。”詩后用行書署款：“庚申杪秋，禮補陀山過山陰徐文長故居，作呈魯生張兄正之。莆陽浪士宋瑴。”“宋玨之印”白文印，“字比玉”朱文印，后有鈐收藏印有：“了庵藏過”“千卷樓主人審定”“東山吳書樵所藏書畫印”三方。
此作學《夏承碑》，將字形拉長、上下開展，通篇看來“字皆真正”，精密而秀麗，有楷書結(jié)體的效果，打破常人對隸書扁式的思維定式。
4.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隸書羼提居士詩軸》（圖4）
【按】釋文：山寺晚分佛火，茅齋忽起荼煙。任是糟丘紅友，輸他白石清泉。款署：此羼提居士詩也，自暨陽歸虞山將止酒，偶於秋雪堂夜坐，秉燭書。宋玨。鈐“宋玨之印”白文印，“宋比玉”朱文印。
《中國古代書法家辭典》收入宋玨的隸書《羼提居士詩》《七言律詩》兩幅中堂。《隸書羼提居士詩軸》蒼老雄健、骨法斬然，取法漢《夏承碑》，該作整體使人感覺寬宏舒朗、方正飄逸。行筆沉著穩(wěn)健，收筆含蓄，結(jié)體欹側(cè)反正，力求字勢平穩(wěn)，是一幅隸書佳作。
5.湖南省博物館藏《隸書七律詩軸》
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宋玨《隸書七律詩軸》，綾本，縱178厘米，橫37厘米。該《七律詩》字形方整，結(jié)體端嚴，運筆提按、藏露有度，古意盎然，深得漢隸之法。從整體看受漢《夏承碑》的影響，顯示出作者對古文字體的刻意追求。但在筆畫姿態(tài)上有些變化，如波勢上挑不如漢《夏承碑》穩(wěn)重，顯得比較飄逸。
另有《吳越所見書畫錄》記載的《又宋比玉隸書立軸》，古紙本，高約111厘米（三尺三寸一分），闊約28.7厘米（八寸六分）。字大寸許、四行。“人生南北如岐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小兒無定據(jù)，翻來覆去眼見多。如許伊周勛業(yè)，何須慕？不學淵明便歸去，流行坎止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茆舍，總是無心處。款署：“宋玨書”。鈐“老比”，“宋瑴之印”，“字比玉”印。
宋玨旅居金陵時，茅元儀著《武備志》，明神宗稱其“該博”，元儀即顏其堂曰“該博”，請書其堂額“該博堂”，宋比玉作八分書，字大三尺多，為其生平得意之筆。周亮工《書影》記載：“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jīng)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元儀即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八分書，廣三尺許，為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陵武定橋側(cè)，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此外，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玨隸書風賦冊，隸書，31.5×60.5厘米×7，紙本，“宋玨”白文印，“比玉”朱文印。在此作中，他擺脫唐隸及臺閣體的束縛，重新回歸向漢隸傳統(tǒng)的學習，保存一脈純正的漢隸氣息，與時人相比，開辟出相較有個人風格的新道路。程嘉燧《書牘》中載：“仆久絕筆不作詩，雖強涂抹應酬，亦多惡道，惟旁詢博訪諸好事家造墨之法，已自造得數(shù)百丸，售之可以資生，藏之可以傳后，正欲乞兄古篆、八分，小書為制銘贊之類鐫勒印式，與松圓墨共垂遠耳。”此書信提出包括書法在內(nèi)的一切有價值的藝術作品必然是作者的精神所寄，要使個人作品得以長久地流傳，就必須具有一絲不茍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和不肯雷同的創(chuàng)新思想。正如《蘭陔詩話》：“次道工書法，名亞于比玉。……吾莆宋比玉善八分書，有聲吳越間，人競效之，號“莆田派”。惟迂公最稱入室，又善畫山水，頗似董北苑。詩亦清色，全集尚未雕板，其子孫秘不見示，僅得一絕。”
宋玨不僅偏愛隸書，更是從根本上指正隸書取法的方向性。直至流派紛呈的清初隸書復興，南京鄭簠以蕭散飄逸的八分書體開創(chuàng)清代隸書的新局面，從淺習宋玨到深究漢碑的轉(zhuǎn)變過程，印證書學上“隸法宗漢”及“師心不師跡”原則的正確性，正如《隸法瑣言》載鄭簠“初從時人宋比玉，見奇而悅之，學二十年，日就支離，去古漸遠，深悔從前不求原本，乃學漢碑，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沉酣其中者三十余年，溯流窮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趨奇怪之妙。”鄭簠以草法入隸，受宋玨“八分書”影響的基礎上研究漢碑，形成清隸的典型風格，為清代隸書的振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總之，宋玨的書法藝術，隸書為第一。主要取法漢《夏承碑》，亦得益唐隸肥筆派的影響，兩特色構成宋玨強調(diào)運筆的豐滿沉厚、輕重緩急，點畫婀娜跳宕、粗細變化，行筆利落果敢和墨色枯濕相間，造就其“八分書”文字結(jié)體的舒展緊湊之主要風格，顯現(xiàn)出以前書體所難以達到的豐富多彩之裝飾效果。正如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謂其“八分及榜書能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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