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漢村
梁濟川（1880-1966），字賦如，又字富如，土號“四角生”，光緒六年（1880）生于梧塘漏頭村。濟川之前第九代（清康熙年間）祖由東嶠梁厝二房遷居于此。始祖考大公，平日收買草木灰路過漏頭村，被這里人文地理吸引而定居，故鄰里稱其“禾夫”公。
梁濟川正名，在莆田耄耋之年的老人并不陌生，若提“漏頭富如”亦頗耳熟。梁濟川與南郊姚家結(jié)姻，是筆者姑太母婿。梁、姚兩家歷史上交情深，過往密，乃通家世好。梁濟川于1966年離世，今已56年。他的生平傳奇，政協(xié)文史資料曾有簡要記載。我對梁濟川的人生過往是從已故的姚家先輩口口相傳中追記珍藏的。本人年屆耄耋之年，不重復固有的文史事實，只另列舉諸端己所知悉之事作為補遺拾缺，增加史乘之彩。
梁濟川青年時代負笈省城福州閩口要塞炮科學堂，萌發(fā)革命思想。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城，火燒圓明園，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在國家民族受人宰割欺凌的年代，1900年，他參加林森組織的旅滬福建學生會，同革命志士方聲洞、方聲濤同時加入同盟會，并在廣州一帶從事革命活動；返回故鄉(xiāng)后，與諸同志舉兵莆陽關內(nèi)，策馬安溪、閩清、永泰各地。
1906年，孫中山派人入閩，將原福州的“漢族獨立會”，改組為中國同盟會福建分會，將福建的反清斗爭納入中國同盟會領導。這期間莆田籍的同盟會會員涂開榘、林師肇等人著手籌建莆田興化同盟會。當時同盟會被視為非法組織，為了便于活動，取名“橋南公益社”，以社會團體的面目掩護革命活動。
莆田籍同盟會會員加入“橋南公益社”的有十來個人，梁濟川為其中之一。林師肇奉派回莆田策動黃濂起義。1911年下半年，福建同盟分會認為黃濂起義條件已成熟，指派林師肇、楊持平、梁濟川等人協(xié)助指導黃濂武裝起義。
1918年9月11日，莆田民軍在粵軍的支持下，聯(lián)合進攻莆田城，爆發(fā)了“護法運動”中在閩中動用兵力最多，且持續(xù)時間最長（81天）的“南北軍大戰(zhàn)”。莆田民軍分三路進攻莆田城，鄒鴻儔、梁濟川攻打東門。當時駐在城內(nèi)的北軍有馬督彪和一些莆田當?shù)匚溲b，裝備精良，配有快槍、大炮，而莆田縣又是福建有名的石城，又高又牢固，北軍采取固守待援，南方軍久攻不下。9月14日北軍耿錫聯(lián)“模范團”增援莆田。城內(nèi)北軍見援軍已到，由守轉(zhuǎn)攻并集中兵力對付在東門的鄒鴻儔、梁濟川部。鄒、梁民軍難以戰(zhàn)勝強敵，撤出梅花亭往黃石指揮部，并派人往同安請楊持平增援，閩南護國軍主帥楊持平心系家鄉(xiāng)民眾安危，于10月8日從同安率兩個支隊趕回莆田增援。
此時戰(zhàn)局已發(fā)生變化，陳炯明背著孫中山同李厚基談判，雙方商定以莆田為界，北邊地盤歸北軍管轄，仙游以南歸南方軍政府。楊持平等民軍對陳炯明此舉極為不滿，公開表示反對，并準備繼續(xù)進攻莆田北軍。陳炯明見勢不利，急電孫中山出面調(diào)解。孫中山顧全大局親自給楊持平寫信。楊持平接受孫中山的勸解，停止對陳炯明的進攻。盡管如此，陳炯明對楊持平懷恨在心，并設計抓捕楊持平并殺害，使福建的“護法運動”以失敗告終，重新陷入北洋軍閥統(tǒng)治之中。
1924年1月1日，方聲濤就任福建討賊軍總司令后，委任鄒鴻儔為民軍第三支隊隊長，梁濟川任參謀長，隊伍由安溪折回莆田，駐扎在常太、廣業(yè)里一帶，并招收當?shù)孛褴姡瑪U大武裝力量。下轄蔡平遠、陳俊丞、蔡春庭、潘云、陳復東、翁金仔等14支隊伍。鄒鴻儔、梁濟川的軍務活動危及北洋軍閥政權，特別是抗繳賦稅使軍閥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1924年，北洋軍閥派董勝標旅進攻莆田民軍。首先采用武力清剿無法得手，便更換手段由“剿”為“撫”，進行收買、欺騙瓦解的方法。此間，鄒鴻儔突然病故，梁濟川力不從心，僻居廈門鼓浪嶼。1926年1月30日，董勝標以接受點編民軍為誘餌將民軍集中到常太東西會，而事先已預謀埋伏的隊伍突然發(fā)動攻擊，當場打死民軍官兵260多人，其余幸存者不戰(zhàn)而散。幸梁濟川時不在場，否則也是難逃劫難。
北伐戰(zhàn)爭爆發(fā)后，星散的民軍少部分赴省隨軍北伐，余者入編省防軍，以后省防軍又被國民黨軍隊所接管，所在本地的民軍有的解甲歸田，有的被何顯祖收編為前下鹽田緝私隊，編制一個團，由梁濟川任團長。
莆田“東沙慘案”是省防軍第三旅旅長何顯祖為勒收鴉片捐而一手制造且震驚全國的一起大屠殺。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禁煙條例”，1931年下半年，身為福建省禁煙委員會首席長官的方聲濤，為了增加捐稅收入，下令特準沿海部分縣種植鴉片。莆田、仙游兩縣也被劃為特準縣。煙苗捐是民國時期所有課稅中數(shù)額最高的一種。1932年9月，何顯祖派武裝小分隊進駐東沙鄉(xiāng)繳收煙苗捐，遭到群眾反對反抗。于是何顯祖立即上報省府，請求武力鎮(zhèn)壓，得到方聲濤的批準。8月17日，何派自衛(wèi)營營長江湘坐鎮(zhèn)東沙鄉(xiāng)催收，江趁機打劫，高估稅費，更引村民不滿。每當武裝分隊進村，群眾即手持鋤頭奮起阻攔。8月20日，全副武裝的士兵抽刀拔劍，攜槍架炮，以虎狼之勢進攻東沙鄉(xiāng)，打死2人，打傷10人，東沙鄉(xiāng)蕓蕓眾生陷入兇險的泥沼，驚恐迷惘。東沙鄉(xiāng)族長、鄉(xiāng)老組織民眾抗議團，往泉州、漳州、廈門呼吁社會各界輿論支持。何顯祖也摸清省政府“底牌”，決定加大力度繼續(xù)治亂鎮(zhèn)壓，指派駐仙游的梁濟川團火速增援東沙鄉(xiāng)。此時，一向小心謹慎的梁濟川并不盲從，維言大義，理性反思：“仁者不能侵民改節(jié)，義者不容害民違心，焉能助紂為虐。武力鎮(zhèn)壓是負薪救火，以亂治亂是火上澆油，舍善趨惡不是人類的本性，是另類”。梁濟川明拖暗抗，按兵不動。何顯祖踢開梁濟川，直接調(diào)動梁濟川部下王振聲、張元景二個營，于8月29日早發(fā)兵東沙鄉(xiāng)。9月10日，防軍攻陷東沙鄉(xiāng)，燒、搶、殺無所不為，共燒掉民房138座，開槍打死民眾百人以上，傷者不計，引起社會強烈反映，廈門《江申報》、《泉州時報》、《民國時報》，都刊發(fā)“東沙慘案”要聞，比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莆仙旅京同鄉(xiāng)會組織“救鄉(xiāng)團”，向南京政府請愿，要求懲辦何顯祖。迫于社會壓力，南京政府于9月16日，電告福建省府：督促查究東沙事件的肇事者。
但方聲濤是何顯祖的后臺老板，也是本事件的幕后推手，為了應對南京政府電告，此時何顯祖“軍難”思良將，推梁濟川去東沙平息事態(tài)，收拾殘局。梁濟川對何顯祖也直言不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撫民要有真感情，解民倒懸要有真實招，并給東沙群眾能接受的許愿。梁濟川置身亂世風云，在關鍵時刻明辨是非，獨善其身，正如他對妻表弟姚慎徽的事后獨白：人生乳名是父母給的，成年后臭名是自己惹的。回眸“東沙慘案淚滿腮，百人生命喪火海，終生痛記殺生事，常聞父老哭聲哀。”
1932年6月，十九路軍入閩，對民憤大的福建軍閥地方頭目陳國輝懲處槍決，把靈川何寨省防軍第三旅旅長何顯祖抓捕歸案。梁濟川感嘆在民軍行營事事艱難，處處受掣，防軍隊伍良莠不齊，一路過來，年年難過年年混，壓力如山大，痛苦似海深，雙腳踏平坎坷路，兩肩擔當風險愁。這支靠籌款過日子，對內(nèi)橫征暴斂，對外設卡抽稅，非正義之舉的地方武裝到底還能走多遠，心存疑慮。最使他揪心的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為籌款養(yǎng)軍他向涵江紗布巨商“順茂隆”商行和“鯤南輪局”經(jīng)手借款欠下的兩筆債務。1943年“順茂隆”商行倒閉，必然清理債務，向梁濟川索討借款。“鯤南輪局”也因局勢動蕩，生財無望歇業(yè)，同時向梁濟川討債。梁濟川無法還清欠款，理虧心垮，離家出走上海。漏頭村鄉(xiāng)鄰對梁濟川深表同情，并說：當年梧塘匪患頻發(fā)，匪首樓古，搶遍梧塘，唯獨懾于漏頭富如“賢德威名”，不敢冒犯漏頭村，今天富如負債跑路，有家難回，都因當局不撥款所致。梁濟川長女梁淑英對表弟姚杏村曾講過這么段哲理之言：“任何一個人難免一生不認錯，辦錯個別事。先父一生謹言慎行，刻意做好每一天的人，他終生沒有唯利是圖，占有他人錢財?shù)闹饔^故意。他一心報國志難酬，累債之名附吾身，百般委屈口難開，洗刷清白天地間。”梁濟川困居上海斗室，生計艱難，用度不濟，幸好在滬同鄉(xiāng)梁光豫，好朋友吳六生不時資助，尚可茍延殘喘。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梁濟川從上海回故里漏頭村，昔日戎馬圖報國，今朝解甲陪家人，既能仰望星空，又可腳踏實地，聽不到黃鐘大呂，精神獲得突圍。時有親朋故舊登門探視，梁濟川自嘲道：一個健康的乞丐比一個多病的國王幸福。稀飯咸菜有真味，被席干凈亦安居。
全國解放后，梁濟川連續(xù)兩屆（第四、五屆）當選莆田縣人民代表。與會者感嘆：這位頭發(fā)最白，胡須最長，年歲最高的“四代公民”代表（晚清、北洋、國民政府，新中國）當真是難得一見。1966年，梁濟川病逝在代表屆中。這是老人在政治生涯上的回光返照，極盡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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