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谷忠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如今再次憶起我與《福建文學》交集的往事,除了有一種夢回“老家”的親切,還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恩。記得,早在1965年,懵懂少年的我就在《福建文學》前身《熱風》上發表過詩歌。后改為《福建文藝》,當時還在省委黨校學習的郭風先生,把我這個“小老鄉”送他指導的幾首詩歌推薦在上面發表。再后來,我幸運地以業余作者的身份被選調進剛剛改刊的《福建文學》工作。這是《福建文學》第一次這么做。可以說,這一次,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
現在,我就索性在這里談談我調進《福建文學》前后的一些記憶和瑣事吧。
確鑿地說,那是197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周年的前夕,當騎自行車的鄉下郵差,把一封來自福州的厚厚的掛號信送到我家,遞給剛從支援閩西“三線建設工地”退場回來的我簽字時,我看到信封下邊署的是“福建省文化組”的紅字體,以為有什么會議通知我去參加,哪知拆開后一看,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一看,不由得“啊”的一聲叫了起來。那天正是傍晚,聞聲從屋里走出來的弟弟,見我呆立在門口,連忙過來拉我的手問道:“哥,你怎么啦?”我一手猛地拉住弟弟的手,一手舉起通知書,大聲喊道:“你看!省里要調我去福州當編輯,我有工作啦……”
這封信,無疑是從天上掉下的一個“餡餅”,它毫無征兆地突然砸到我的手里,讓猝不及防的我驚喜萬分又激動不已。不過,當時我完全沒有回過神來,因為我不明白的是,我這樣一個沒有任何“特殊關系”的農村青年,怎么會碰到這等好事呢?于是,我腦里飛旋起各種猜測,最終想到:接到這個“餡餅”,大約是我在1965年底,以“農民詩人”的身份去北京出席過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全體代表,從而使我在地方上有了一些“名氣”——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后來我才知道的:原來毛主席當年做出了“要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這一批示,給當時的文藝界帶來一股和煦的春風。于是,全國上下聞風而動,許多刊物的復刊工作都提上了日程。而我,則成了一個被調進本省文學刊物工作的幸運兒。
不夸張地說,在接到調令的當晚,全家人都高興得忘了吃飯,父親狠狠地抽了幾泡水煙筒,就去村人乘涼的地方傳播“喜訊”了,母親點了幾炷香,喃喃地在屋內小神龕前念了一遍又一遍什么。我呢,則和弟弟把攤在桌面的公文、表格仔細看了幾遍。沒錯,是我的名字呀,鮮紅的印章蓋在落款上。我知道自己的前程,從此就改變了。弟弟笑著問我:“你還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吧?”我說:“有點。”于是咬了一下手指……“疼!”我叫了一聲,卻讓弟弟笑得差點滑下椅子!次日,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我掏光所有的積蓄,去供銷社買了一條香煙,便趕緊去辦戶糧遷移手續等。記得一切都已辦妥后,我還去郵局給在外地的姐姐、哥哥打了長途電話,他們聽后幾乎不敢相信,連連問我:“有沒有搞錯喲?”
幾天后啟程,坐上長途汽車趕到福州,當我用扁擔一頭挑著衣被、一頭挑著地瓜摸到鼓屏路16號的編輯部報到后,從未謀面的編輯老師陸續過來和我親切握手,表示歡迎。大家圍著穿補丁衣服的我問了許多事,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暖彌漫了我的全身……時至今日,我在這里還想說,我感恩當年《福建文學》編輯部的老師們,感恩編輯部負責人、兒童文學作家苗風浦以及黨支部書記應端章和在詩歌組工作的陳釗淦,原來正是因為他們當年在編輯部討論是否調我的當口,除苗風浦曾率團帶我去北京開會認識,其他人只知道我是個經常發表作品的農村青年作者,而他們卻無私地、滿腔熱情地向上級推薦了我。
就這樣,我在離編輯部不遠處一個禮堂的小房間“落戶”了。那禮堂兼作食堂,住在大院里的人都在食堂里打熱水、買飯菜。我被行政人員告知:從此,發給的糧食本可以領糧票;購煤本可以買煤或柴;副食本可以購買海產、禽蛋等。除此,買棉花要棉花票,買肥皂要肥皂票,在外面或食堂吃飯要交糧票(分全國糧票和地方糧票兩種)等。盡管種類繁多復雜,我卻一點也不覺得瑣碎,反而心花怒放。為什么?因為我發覺自己是一個“城里人”了!看看,每個月都有這么多票證,至少可以讓一直謀生無奈的我“衣食無憂”了。因此我領了一大沓票證回來,還喜滋滋且細心地把它們收集在桌面上的一個文件匣里,這匣子便成了我生活的“百寶箱”。順便說一下,后來的那些年月,編輯部有時還會發一些奇缺用品的特殊票證,比如自行車票、縫紉機票等,價格不菲,少數有急需的要提前申請才能領到;要不,只有通過社會關系才能搞到。但這些票證對我來講只能望而遠之,因我那時每個月工資才20多元,若要買輛自行車,得半年不吃不喝才行。
我的“百寶箱”,確實解決了我生活上的大部分需求。但“好景”不長,主要是我發現糧票不夠用。我從農村來,一向干的是粗活,飯量大得很。在與當時的省文化組合署辦公的食堂,我看見人家一天才吃六大兩,而我每天能吃下一斤半“糧票”也不覺得飽。那時我每個月定量是28斤,一個月剛過20天我就“糧草告急”了。當時,我每個月只能拿出10元寄回家,留下十幾元開支過日子,所以也沒剩錢,更不敢偷偷去買糧票。每逢糧票告罄,只好硬著頭皮向編輯部的老同志借。日積月累,不覺一年過去了,竟欠下別人100多斤糧票。可飯還得吃呀,票只得再借,于是又一次次重復向人家開口,卻不敢保證什么時候能還。幸虧不少老編輯早就看出我的窘境,不但每次都多借給我,還笑呵呵對我說:“小朱,你能吃就吃,別餓著。”還有的說:“有需要盡管開口,別提啥‘還’字,知道嗎?”說得我心里一熱,連連點頭,感激不盡。要知道,這可能也是他們節省出來接濟我的啊!還好,那時我年輕,報答他們的主要行動是每天提早去食堂打開水,并與隨后也調來的“知青作者”陳宴時時打掃辦公室,夾報紙,倒紙簍,并偷偷為老同志們擦桌子。還有,我那時不會喝酒,逢到偶發酒票——如四特酒或洋河、雙溝酒,我便留著。當時城區逢年過節每戶只供應一斤;對能喝酒的人來說,這點酒幾次就能嘗光。因此一到節日,我便拿出酒票,硬塞給會喝酒的編輯或老同志,以表我“報答”的寸心。
不過,在吃飯這問題上還是差點出了有些丟人的事。當時,我認識一個繪畫的青年朋友,有一次他拿了自己偷偷畫出的糧票請我鑒定,我夸他畫得天衣無縫,他就說:“那去飯店試一下如何。”我連忙說:“這哪行?”他卻昏了頭說:“畫了幾天才畫出這一張,試試看我的畫技如何?”恰好那天快天黑了,我還沒吃飯,于是心中忐忑不安地跟他進了一家飯店。哪知票剛遞過去,就被火眼金睛的老收票員認出來:“啊?是假的吧?”話音未落,嚇得我倆撒腿就跑。也不知轉了幾條巷,兩人這才停下腳步,喘息的當兒抬頭一看,巷口掛的竟然是一個派出所的牌子。于是他看我、我看他,驚恐中盡量假裝鎮靜地走開,但我的心卻慌得差點跳出喉嚨。多年以后,偶爾憶及此事,心中除了懊悔,也有幾分苦澀。
令我感動的是,那些日子,編輯部的領導和老編輯們都視我如同家人,時時處處對我關心、照顧。每逢假日、節日,他們都會十分熱忱地分別把我叫到他們家中吃飯。記得第一次遵命去已升任主編的苗風浦家,他愛人特意為我包了色香味俱佳的北方餃子。席間,苗主編笑著對我說:“谷忠啊,那年我帶你們去北京開會,你個子還很小,我還特意請求大會工作人員把你安排在前面的座位;沒想到你一下長這么高了……現在,你要好好珍惜這個工作的機會,還要努力創作,以不辜負大家的希望!”我一邊大口吃著,一邊使勁點頭,惹得他愛人抱怨道:“老苗呀老苗,你這是叫人家來吃飯,還是叫人家來談工作?”說得一家人都笑了起來。還有一次我去著名散文家、副主編郭風家里吃飯,稱贊他夫人做的一些莆田小吃十分地道,郭風聽罷,感慨地對我說:“我的家庭一切都是由我愛人料理的,買菜、做飯、洗衣。而我幾乎不會做什么。”隨后他還提起,大約是20世紀40年代初期,他到福建永安、南平就讀,當時所得的稿費勉強維持在學費用,因此家中一直由他的夫人和母親支撐著,但他的夫人和母親仍盡力省吃儉用,還不時托人攜帶食品來,為他增加營養。正因為這樣,他才得以安心在外,進行研讀、寫作。那一天郭風還說到他當年居于牛棚時,他的夫人如何不畏艱辛,如何料理家庭和照顧兒女的事。說著說著,竟動了感情,連眼眶也有些發紅了。我還記得,我也應約去過著名散文家何為老師家中,那次竟然品嘗到他的夫人、省文聯資料室管理員徐光琳做的西餐,我第一次在何為老師親自開導下,學會了用刀、叉等用具。是年中秋,我被著名小說作家、老編輯姚鼎生拉去家中吃飯,他竟然擺出福州家宴:有傳統的太平燕、燉豬腳、半酒燉蟶、炒豆苗和茶樹菇燉排骨,一大家人聚在一起有說有笑,讓我恍覺自己也是他們家的一員。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去到創作過電影《地下航線》的著名作家、編輯何澤沛家吃飯,不料剛吃一半,臺風驟臨,把他家的房屋瓦片刮下不少。于是我和他一家人,慌忙撤了出來,頂風冒雨到附近一個防空洞躲避。第二天,心中牽掛的我不請自來,看見何澤沛老師一家人正忙著搶修房屋,我立即不聲不響加入其中,搬磚遞瓦,干得渾身是汗。又過數日,好像是傍晚下班時,何澤沛老師在走廊里攔住了我,笑瞇瞇對我說:走,去飯店吃個飯……
記得有人說過:是草,就應感恩于泥土;是鳥,就要感恩于天空。我想,《福建文學》就是我成長的泥土、試飛的天空,在老前輩和各位同行的支持、幫助、提攜下,我也從一名實習編輯逐漸轉為詩歌、散文組的編輯、組長和編委。如此,我和許多的作家、作者一樣,感恩這一以培養作家為己任的文學陣地,繼承和發揚了前身《園地》《熱風》《福建文藝》的傳統,并把培養新人、培養編輯作為根本目標,經過艱苦的實踐和探索,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辦刊方法。事實上,這么多年來,許多在刊物上經常露面的作者,都成了省里文學創作的生力軍和骨干力量,一些人也逐漸成了馳名中外的作家;相當一部分人還擔任了各級文聯、作協和文學刊物的領導工作。因此,把《福建文學》稱之為福建作家的搖籃,是名副其實的。而我呢?好像更愿意把《福建文學》當作自己的一個“家”。因為在這個“家”里,我曾有機會同大家在一起,經歷一段段令人難忘的國家、社會改革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