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鄭莉
前言
在中國歷史上，同鄉同業是相當普遍的社會經濟現象，對中國傳統工商業和近代城市的發展都有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馬來西亞芙蓉坡興化人的個案研究，探討同鄉同業傳統在東南亞華人中的傳承與運作機制，揭示中國本土文化對海外華人社會的制約與影響。
所謂“同鄉同業”，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業經濟中，來自同一地區的人群經營相同的行業，利用同鄉或同族關系建立商業網絡，實現對市場和資源的壟斷與控制。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同鄉同業傳統，與民間鄉族組織的發展密切相關，其集中表現為地域性商幫或族工族商。著名歷史學家傅衣凌教授曾經指出，明清時期的地域性商幫與族工族商等現象，反映了“鄉族勢力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不能順利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傅衣凌的學生鄭振滿、陳支平、王日根等教授，對明清以來的鄉族經濟與地域性商幫作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同鄉同業傳統與鄉族組織的內在歷史聯系。[2]在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同鄉會館與同業組織的關系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例如，中國近代商會、同業公會與明清時期會館、公所的聯系與區別；在中國近代城市社會變遷中，同鄉團體與同業組織的分化與重組，商會與同業公會中的同鄉與同業關系；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課題。[3]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深受中國本土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這是中外學術界的共識。早在19世紀末，荷蘭漢學家高延（De. Groot）已經指出：“如果對根源背景沒有清晰的概念，我們根本無法理解婆羅洲公司制度的形成、性質以及荷印華人移民的最主要現象。”[4]不過，早期的海外華人社會研究，主要集中于秘密社會、方言群等社會文化傳統，而較少關注海外華人的生存策略與經營模式。近年來，隨著海外華人經濟實力的不斷擴展，華商網絡與原鄉傳統的關系日益受到重視。例如，美國人類學家華琛（J. Watson）對香港新界海外移民的研究，論證了原鄉傳統對海外經營模式的影響。[5]劉志偉對廣東順德縣《沙滘楚旺房陳氏族譜》的研究，發現陳氏族人到毛里求斯、留尼旺一帶經商，在霹靂、邦加島等地開采錫礦，都是原鄉家族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6]那么，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究竟如何利用原鄉的社會文化傳統建構商業網絡？這是本文試圖深入探討的問題。
東南亞華人社會中的“興化人”（Henghua people），特指講興化方言的人群，主要為原籍福建省興化府莆田、仙游二縣的移民，也包括來自福清縣南部和惠安縣北部講興化方言的人群。[7]在東南亞華人中，興化人是人數最少的方言群，但卻具有十分明顯的行業特征。一般認為，東南亞的興化人主要經營交通行業，所謂“出門行路要找興化人”。[8]不僅如此，東南亞各地的興化人也有相對獨立的會館、廟宇和儀式傳統，盡可能維持“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狀態，歷來是東南亞華人中最富有凝聚力的方言群。[9]
馬來西亞芙蓉坡為海外興化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創建了為數眾多的興化人企業、社團、廟宇和家族組織。自2006年以來，我們為了研究東南亞興化人的社會文化傳統，曾多次到芙蓉坡開展田野調查，收集了豐富的歷史文獻和口述資料。[10]本文主要依據歷次田野調查資料，集中考察芙蓉坡興化人的移民過程與聚居形態、生計模式與經營策略、同業公會與同鄉組織，探討同鄉同業傳統對東南亞華人“離散社群”與“華商網絡”的影響。[11]
移民過程與聚居形態
芙蓉坡（Ujong）是馬來西亞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的首府，也是享受特殊政策的“自由市”。[12]在馬來語中，芙蓉原名“雙溪烏絨”（Sungai Ujong），在閩粵方言中諧音為“芙蓉”，故此得名。[13]芙蓉地處西馬交通要沖，為鐵路和公路的樞紐，南下馬六甲和北上吉隆坡僅需1小時左右的車程。
在馬來西亞歷史上，森美蘭州是開發較遲的地區。15世紀，來自蘇門答臘（Sumatera）的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來到這里，建立了9個小城邦，號稱“九州島”（Negeri Sembilan），這就是“森美蘭”名稱的由來。19世紀末，森美蘭成為英國海峽殖民地的一部分，1948年加入馬來聯邦。[14]
森美蘭盛產錫礦，芙蓉的礦產資源尤為豐富。19世紀初期，華人來芙蓉開礦采錫，逐漸在此定居。1828年，芙蓉華人礦工約有1000人，到1860年達5000人，1874年華人總數為15000人。1859年，來自廣東惠州的盛明利成為第一任華人甲必丹，可見當時廣東移民占居多數。在1911年的人口統計中，全州人口共130199人，華人約占31.4％。到了1970年，全州華人總數為183444人，其中客家人63655，閩南人47723人，廣府人43524人，瓊州人9341人，福州人5802人，廣西人5093人，潮州人4717人，其他為3579人。[15]在1970年的人口統計中，興化人作為小族群，并未列入單獨統計，顯然是歸入“其他”類，總數不會超過3000人。
興化人最早抵達芙蓉坡的時間，目前尚無確切資料，但不會遲于20世紀初。1923年，興化人已經在芙蓉創辦了“九州島自由車商會”，而在此之前，據說還創辦了“三輪車公會”。早期興化移民大多不是直接抵達芙蓉坡，而是經由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口岸，輾轉抵達本坡。因此，在芙蓉坡的第一代興化人移民中，許多人都曾經有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謀生的經歷。這些早期興化移民的移居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家族性的移民鏈，即通過族人帶到南洋，或是自己到南洋投靠親友；二是通過“牽頭人”介紹，下南洋尋找謀生機會。由于“牽頭人”一般都是回原籍組織新客出洋，因而以上兩種移民形式往往相互交錯，難以截然分開。大致說來，經由族人或同鄉的互相提攜，親屬朋友接踵而行，依托于原籍鄉族網絡前往南洋謀生，是早期興化人向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16]
在芙蓉坡，興化人最初主要是做“苦力”，即當搬運工，因此大多聚居于今日火車站附近的巴剎尾一帶，后來才逐漸擴散至全坡。據說，在巴剎尾一帶，原來有三間興化人的苦力間，這是新移民的主要落腳點。這些苦力間是較早在本地定居的興化人家庭開辦的，一般樓下為店屋，樓上為住所。[17]黃傳興、歐珍珠夫婦經營的仁心點心店，就是芙蓉坡的早期苦力間之一，據其后人回憶：
以前我家在巴剎尾，開點心店。興化人剛來沒有錢的，都可以先住我家樓上，是打通鋪，可以住60多人。（他們）相互之間常打架，因為拉車的人，錢放在枕頭底下，常常懷疑被人拿了。沒有錢付飯費和住宿費的，用香煙盒子記賬。但是后來我父母吩咐，這些債不要去討，（因此）現在我們幾個兄弟都做得很好。[18]
苦力間是早期移民的主要居住場所，也是基本的生活單位，一般是同鄉同族的移民住在一起。例如，黃家來自莆田石庭村，他們的住客主要是石庭黃氏族人。在同鄉會館和宗親會形成之前，這種苦力間是同鄉同族的主要認同標志，對早期同業公會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響。
芙蓉坡的早期興化人，主要來自于莆田江口的石庭、坂尾、東亭等村和莆田、仙游交界的溪頂等地。所謂“溪頂”，是指木蘭溪上游的莆田華亭和仙游榜頭、賴店一帶。這些來自不同村落的興化人，最初為了爭奪地盤與客源，經常發生糾紛，甚至爆發過械斗。據現年80多歲的劉文彬老先生回憶，當時因為石庭黃氏人數較多，控制了火車站、巴士車站一帶的地盤，所以東亭、坂尾二村移民結成聯盟，與石庭人抗衡。至于“溪頂人”，主要是為英國政府從事搬運工作，“早期他們人很多，而且比較高大粗魯，而石庭人則比較文一些，石庭人都怕他們”。[19]在成立同業公會和同鄉組織之后，這些矛盾糾紛才趨于緩和。
東南亞興化人的移居過程，一般都經歷了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過程。所謂“落葉歸根”，主要是指二戰前的候鳥式移民，他們大多是青壯年男子，到海外謀生主要是為了養家活口，因而經常往返于海外和原籍之間，晚年則回原籍定居養老；所謂“落地生根”，主要是指二戰后舉家外遷的移民，他們在僑居國入籍定居，娶妻生子，逐漸形成了海外的移植型家族。[20]芙蓉坡的興化人家族，大多形成于二戰前后，目前已繁衍至第三代或第四代。[21]
2011年8月，筆者在芙蓉坡觀看了福莆仙聯誼社舉辦的中元普度儀式，收集了較為完整的儀式文獻。其中有一本《普度名冊》，詳細記載了參加普度的每一家族的祖先名諱，從中可以大致了解當地興化人的聚居形態。[22]由于每一家族的超度對象都是在本地去世的祖先，而參加超度儀式的家族代表都是年事已高的家長，因此這些家族至少在本地傳歷了3代以上。從這些家族的籍貫看，來自莆田江口的移民最多，其中共有石庭黃氏61家，坂尾許氏7家、西劉劉氏1家、梁厝梁氏4家、下孤關氏3家、東亭歐氏2家、廟前林氏2家、前面李氏1家、后埕張氏1家、后董白氏1家；其次為來自“溪頂”的移民，共有華亭徐氏3家、仙游楊氏1家、仙游彭氏4家、仙游蘇氏1家、仙游邱氏1家、仙游蔡氏1家、仙游蕭氏1家、仙游林氏1家；再次為莆田其他鄉鎮的移民，共有涵江蘇氏1家、加口林氏1家、東尾鄭氏1家、云峰王氏4家。此外，還有來自福清的江兜王氏1家、磁灶陳氏7家，他們也是來自興化方言區的移民，因而也被視為“興化人”。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芙蓉坡興化人的總人數約有三千多人，而在森美蘭全州的興化人約有一萬人。他們分別來自莆田、仙游、福清、惠安的數十個村社，每一村社的移民多則數百人，少則數十人，聚居的規模都不大。然而，在這些移民群體之間，卻有著相當密切的社會文化聯系，為維持同鄉同業傳統提供了必要條件。
【注釋】
[1]參見傅衣凌：《論鄉族勢力對于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載《廈門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收入《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文最初題為《論鄉族集團對于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載《社會科學季刊》1946年第2、3期。
[2]參見陳支平、鄭振滿：《清代閩西四堡族商研究》，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鄭振滿：《明清時期閩北鄉族地主經濟》，載《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其他相關研究參見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幫興起的社會背景》，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3]參見幼方直吉：《幫、同鄉會、同業公會和它們的轉換》，載《近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1951年第3期；徐鼎新：《舊上海工商會館、公所、同業公會的歷史考察》，載《上海研究論叢》第5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吳慧：《會館、公所、行會：清代商人組織演變述要》，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朱榕《上海木業同業公會的近代化——以震巽木商公所為例》，載《檔案與史學》2001年第3期；馬敏：《中國同業公會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理論月刊》2004年第4期；高紅霞：《同鄉與同業、傳統與現代：中國糖商業同業公會的歷史考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J. J. M. De Groot（高延）：《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袁冰凌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1月。
[5]James L. Watson，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James L. Watson， “Presidential Address：Virtual Kinship，Real Estate，and Diaspora Formation - The Man Lineage Revisite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3，No. 4，2004，pp. 893-910.
[6]劉志偉：《海外商業活動與鄉族紐帶——以沙滘楚旺房陳氏族譜為例》，載紀寶坤等（主編）：《族譜與海外華人移民研究》，新加坡華裔館2002年版。
[7]“興化”稱謂源自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設置的興化軍（后改興安州），元稱興化路，明清為興化府，轄地相當于今莆田市。參見莆田縣志編纂委員會：《莆田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66～67頁。
[8]區如柏：《出門行路要找興化人》，載《祖先的行業》，新加坡：勝友書局1991年版。
[9]參見鄭莉：《跨越國界的文化網絡：新加坡興化人的廟宇與儀式傳統》，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10]該研究計劃由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教授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系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主持，筆者參加了興化僑鄉與東南亞的田野調查。本文在諸多方面受益于該計劃，謹此致謝。
[11]華商網絡相關研究參閱：Liu Hong，“Organized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Networks：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s a Case Analysis，”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oto），Vol. 37，No. 3（1999），pp. 391-416，reprinted in Documents on China Relations（Tokyo），No. 42（2000），print and CD-ROM versions；“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A Case Study of Cross-Border Networking，”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London），Vol. 27，No. 79（1999）；Liu Hong，“Globaliza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in Henry Wai-chung Yeung & Kris Olds（eds.），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Firms，London：Macmilla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pp. 105-125；Liu Hong， “Social Capital and Business Networking：A Cas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Southeast Asian Studies（Kyoto），Vol. 39，No. 3（2001），pp. 357-381；戴一峰：《中國海商與環中國海的貿易網絡——兼論亞洲歷史的重建》，載《東南研究》2002年第4期；莊國土：《當代華商網絡與華人移民》，臺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版；劉宏、廖赤陽：《錯綜于市場、社會和國家之間——東亞口岸城市的華商與亞洲區域網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戴一峰：《“網絡”話語與環中國海華商網絡的文化解讀》，載《學術月刊》2010第11期。
[12]參見丘盛添：《芙蓉開埠史》，載《森美蘭自由車、摩哆、汽車、電器商會六十四周年暨新會所落成開幕紀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頁。
[13]參見陳志安：《芙蓉市的名稱來歷淺談》，載《森美蘭自由車、摩哆、汽車、電器商會六十四周年暨新會所落成開幕紀念特刊》，1987年，第164～169頁。
[14]參見丘盛添：《芙蓉開埠史》，載《森美蘭自由車、摩哆、汽車、電器商會六十四周年暨新會所落成開幕紀念特刊》，1987年，第154～159頁。
[15]參見《森美蘭的華族會館》，載《森美蘭自由車、摩哆、汽車、電器商會六十四周年暨新會所落成開幕紀念特刊》，1987年，第187～189頁。
[16]參見鄭莉：《跨越國界的文化網絡：新加坡興化人的廟宇與儀式傳統》，第二章，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17]黃玉璋訪談筆記，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聯誼社。
[18]黃玉璋訪談筆記，2011年8月28日，芙蓉坡福莆仙聯誼社。
[19]劉文彬訪談筆記，2011年8月23日，芙蓉坡東天宮。
[20]參見鄭莉：《跨越國界的文化網絡：新加坡興化人的廟宇與儀式傳統》，第二章。
[21]《盂蘭勝會普度寄牒總簿》，歲次辛卯（2011年）農歷七月廿七日，攝于芙蓉坡福莆仙聯誼社。
[22]每年中元節的普度儀式，是所有興化人都會參加的儀式活動。《普度名冊》以各家族代表的名義登記，可以較為準確地反映本坡興化人的家族數量與聚居形態。
（來源：莆田市僑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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