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阮其山
廣東潮州韓愈祠
越王井
劉克莊為丁伯桂知南海縣贈詩
丁伯桂(公元1171—1237年)字元暉，宋代興化軍莆田縣城廂人。是南宋中期一位著名的御史和諫官。他論事鯁直，力扶世道，切中時弊。史家稱他“侃侃正色，有古爭臣之風”，邑人名臣劉克莊詠詩贊他：“諫書百世尚流芳”。
丁伯桂出身于仕宦之家。祖父彥先為北宋仁宗寶元初年進士，是莆田丁氏的第一個進士。初任知縣，官終秘書郎。三個侄子也是進士出身，分別任縣主簿、縣丞、州學教授。伯桂兄弟八人，在科場皆有名聲。伯桂子南叟，任泉州市舶（港）務監。侄子南一為潮州府學教授。彥先廉仁剛正，教子有方，一門詩書繼世，對丁伯桂的志向、品格及其仕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宋寧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丁伯桂考中進士，由此步上仕途。他居官三十多年，歷經地方與朝廷多個職務。先是授任永春縣尉（從九品），屆滿轉為寧德縣丞，改任浙東路(今浙江)定海三石橋酒庫監官，廣南東路(今廣東)南海知縣，梅州府教授等職，入朝后嘗出任肇慶府通判（輔佐監察州政，由朝廷選京官任)。
一、居官為民，民心信服
丁伯桂赴任廣南東路(今廣東)南海（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知縣。行前，劉克莊嘗撰詩為其送行。詩云:“不用急符催，先行要看梅。歲時親祭海，休沐（休假）必登臺。鮑井聊供飲，韓碑待拭苔。遙知蠻俗喜，令尹帶琴來。”（《送丁元暉知南海》）
當時廣東南海縣是未開化的嶺南蠻荒之地。劉克莊贈詩寓意深刻。梅花清雅美秀，凌寒飄香，象征清廉高潔、孤傲堅貞、奮勇當先的品格，也是世間友情的象征。劉克莊囑咐“先行要看梅”，是勉勵他上任前先要以梅花傲雪御寒的貞潔品性，確立清廉堅貞的信念，居官清正。要發揚唐名臣、潮州刺史韓愈，辦教育、驅鱷魚，為民眾做好事。
唐中書舍人、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極諫唐憲宗遣使迎接佛骨入宮，被貶為潮州刺史。韓愈以戴罪之身，履行國家臣子的天職。任上關心民瘼，興利除害，以濟民困。
潮州湫水多鱷魚，殘暴酷烈。“鱷魚大于船，牙眼怖殺儂。”韓愈詢吏民疾苦，皆曰：“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鱷魚之患，過于猛虎蛇之害。想百姓之所想，急之所急。撰《祭鱷魚文》祭鱷，以羊、豬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驅除鱷魚。又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必盡殺乃止。經數次圍剿，多年困擾百姓的鱷魚被驅除。時潮人未知學，韓愈倡辦潮州鄉學，舉薦地方賢能主持州學。延選人才，傳播中原先進文明，使蠻荒之地潮州，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韓愈遂被潮人奉為神。宋潮州通判陳堯佐建韓文公祠紀念，祠內有蘇軾等歷代名人碑刻。
“韓碑待拭苔”是說，等待伯桂去擦除青苔閱讀韓碑，重溫韓愈為民辦事的事跡。“歲時親祭海”是說要關心民瘼，為民除害。“令尹帶琴來”，“令尹”泛指縣、府長官，“琴”象征文化，寓意老百姓喜迎縣官興教辦學，帶來文化。劉克莊的詩是對丁伯桂走馬上任的最好臨別贈言，寄托摯友的愛心和熱切希望。
史籍記載，南海縣有南越王古井，井水味甘，為玉石之津液。傳說南越王趙佗長期飲用此井水，保養身體，長命百歲。此井后來冊封為“玉龍泉”。丁伯桂到任后，見井邊百姓排長隊取水，常發生沖突，就派人修井，鑿了九眼的井蓋，方便百姓同時汲水。
其后，丁伯桂任廣東梅州府教授和肇慶府通判等職。族譜記載其通判肇慶府任上，“清廉耿介，執法嚴明，奸豪凜畏，民心信服，一境肅然”，出現全境安定平靜，秩序良好的局面。又于任間主持纂修《肇慶府志》。他曾經對人說：“居家如此，居官如此。若為富貴謀，非所學矣。”這正是中國士族精英們所奉行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取向。
二、鳳鳴朝陽，指陳朝政
在朝廷，丁伯桂歷任提轄雜賣場（掌管采辦宮廷與官府所需各物并出售多余物資處理剩余物資）、官告院（掌管文武官將校告身及妃嬪、王公、內外命婦封贈事務）、太常寺主簿（掌禮樂、封贈、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事務，從八品）、宗學博士（宗室子弟學校的教職，正八品）兼樞密院編修官（掌編修《經武要略》、刪定諸房例冊。正八品）等多部門的職務。雖無大起大落，卻往往滯職不前。自從九品的永春縣尉至正八品宗學博士，居然走過整整三十年時光，不禁令人扼腕一嘆！正如其摯友、邑人劉克莊所云：“同輩多已超擢（越級提拔），公獨久次（久居官位）也。”足見朝廷人事之腐敗，同時亦折射丁伯桂端方正直的品格與作風。
當時的政治背景是，宰相史彌遠（浙東鄞縣人）貪功擅權，用人唯親，極力排斥閩人，尤惡莆士。原宰相陳俊卿子陳宓、鄭僑侄子鄭寅等端直之士，皆掃影滅跡，于是朝無莆人。丁柏桂本擬出任廣東循州（治今廣東惠陽）知州，朝辭時僥幸被留在朝廷任提轄雜賣場之職。
面對個人半生的凝滯暗淡仕途，丁伯桂并不為意。仍然以忠君報國的情懷，密切關注時局的演變，借機指陳朝政闕失，直言無隱。
宋理宗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九月一夜，京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突發火災。負責京城皇宮衛戍的禁軍統領、殿前司副都指揮使馮棚，卻率衛兵保護宰相史彌遠的相府，而錯失時機，致使大火漫延，太廟和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等中央首腦官署均被燒毀。事后有人作詩《哭都城火》譏諷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
火災后，宋理宗下令賑恤救災，并詔朝臣指陳朝政之失。時任提轄雜賣場的丁伯桂應詔上書曰：“此年風雨反常，疫氣流行，卻安然不悟，天安得而不怒？怒則激，激則烈矣！宗廟化爲廢墟，先王神像遭受驚動。陛下理所應當臨供奉祭祀宗廟，理所應當頒行罪已詔，亦理所應當哀痛。然而仍舊避忌更換皇宮衛戍禁軍的步兵、騎兵二帥，他們只知有陛下宮室，只知有大臣私家府第，而不知有祖宗神廟，這并不是對陛下的忠，對大臣的愛。凡是有大感悟，必定有大改革。當今貪酷之吏滿天下，皆是權勢庇護他們，通過賄賂起用他們。參加選拔的人，取舍變通權在吏胥之手；已在官署的人，奔走于高官府上的差役奴仆之門，疏通門路。宰相知道這些嗎？”直指朝政熱點、焦點，抨擊人事腐敗。
次年，作為朝官的丁伯桂，應命輪流上殿指陳時政得失，當面同宋理宗對策。曰：“開創朝政以來，通常的辦法是進賢退不肖（引進提拔賢能，罷退不才）。現今的進退賞罰，一切反常。應當盡拔臺萊之士（喻美德的君子賢人），布滿朝官的行列，而不要培植蕭艾（臭草艾蒿，喻品質不端的人）。盡力派遣有才學德行的人，參雜融合州郡的官員，不用虎狼般的貪吏人在身邊，從而興起忠誠鯁直的風氣，排斥煩瑣嚴苛的惡俗。這樣，誰敢不佩服真正的郡縣官呢！”當時的朝廷死氣沉沉，奏疏一出，如同鳳鳴朝陽，打破朝廷長期沉默的空氣，令人耳目一新。
當時同輩的朝官多已越級提拔，唯獨丁伯桂久居官位，滯留了六年才升為正八品的宗學博士（宗室子弟學校的教職），直至奸相史彌遠死去后，他的仕途始逢生機。
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奸相史彌遠病死，宋理宗在被駕空冷置十年后始得親政。遂改元端平，實行新政，實施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措施，史稱“端平更化”。時任宗學博士兼樞密院編修官的丁伯桂，再次上殿輪對，當面策對時政利弊。
他未改鋒芒畢露，一針見血的風格，直言政弊，曰：“居憂者汲汲起復，舉世無孝子；注闕者汲汲奏辟，舉世皆奪士；嗜進者往往因輿臺以通權要，舉世無知廉恥之人。”意思說，因父母喪丁憂在家守制的人，尚未滿期就急不可待地應召任職，世間就沒有孝子了；在官冊登記候補的人，迫不及待地受薦舉征召為官，世間就會喪失士人的品格；熱衷于做官的人，往往依靠官府的奴仆去串通權要，舉世就沒有知道廉恥的人。應當扭轉這種風氣。皇上既有威權，親自提拔使用不依附宰相的人作為耳目，首先任用洪咨夔和王遂。”洪咨夔和王遂二人都是正直敢言之臣，一個月后，二人果然都詔任監察御史。咨夔官至刑部尚書，王遂官至權工部尚書。
史彌遠以奪儲篡位之功，居宰相專政達二十五年之久，臺諫完全被其所控制。奸相一死，理宗改元，欲有所作為，實行新政，延攬賢才，斥逐奸黨，親擢臺諫，先后任命臺諫四十余人，這正是丁伯桂上殿對策所論的中心話題。
三、御史臺上，論事鯁直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五月，伯桂拜監察御史。監察御史的職責是檢察六部、百司政務，糾其謬誤，兼進諫諍言，議論國家大事。伯桂一到御史臺之初，就初露鋒芒。
當時宋理宗推行新政，急于求成。居然不自量力，出兵欲收復三京，進而收復中原失地，以建希世之功。伯桂極力諫勸。曰：“當年宰相輕信兄子，欲交結韃虜（蒙古)滅金，已是十分荒謬。今更化未及數月，就倉猝欲收古人‘七年即戎’（民眾訓練七年，方可當兵打仗）、‘十年生聚教訓’（用十年時間繁殖人口，發展生產，教育人民，訓練軍隊，積蓄國力）、‘百年勝殘去殺’（用一百年時間才能教化人民從善，從而廢除死刑）的功效，不是更加荒謬嗎？”主張加強江淮一線的守備，以增加一道防線。不久收復三京的軍事行動果然失敗，蒙古兵分三路大舉侵宋。
其后，丁伯桂又針對時事和朝政再次規諫“速成”之風，論曰：“朝政一旦革新，在內則委任一名宰輔重臣，倐忽之間，王室倉庫的累世金寶、百萬之藏，為之一空；在外則韃靼剛南侵，而三帥的軍旗已經指向北方了。另外，招收人員眾多，選拔任用進用急速，甚至有一個月連續幾次升遷的。以前的弊病在于遲緩，現在的弊病在于急速。”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夏，蒙古兵大舉伐宋，長驅直入。伯桂上疏提醒曰：“不宜徬徨動色，要鎮定以對應事變。”他見科舉考試敕賜門榜有“不敢諛怪”之語，借題發揮，奏曰：“諛為今日之大患，怪不值得顧慮。之有以直為怪者，乞詔主司專黜諛佞。”
近臣或薦某人有才者，伯桂曰：“自古小人自持一論，自為一黨，現在能夠為君子進言，和君子結交，大概是有君子在庇護小人了。”
針對宋理宗對群臣“欲保持汝母捃撫”的諭旨，丁伯桂上疏諫曰：“尊崇本生之親，一切遵守英宗、孝宗二祖的原有規章制度就已經足夠了。現在卻大力營建修繕皇家的宅第，增高加大陵園。官署的場所不像堂室，巫術邪道出入無間，小官鹽賞煩多，御封道宮的事項可以上逹天聽，這些做法尤其異常。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只有大德的人才能糾正君主思想上的錯誤）。難道不能像前代的賢臣那樣，焚毀宮中使者傳出的皇帝批旨嗎？”有人要他回奏，伯桂曰：說“臣某認為不可以的！”
侍從宋理宗的親臣，有人薦舉某人有才能，伯桂曰：“自古小人自持一論，自為一黨。現在能為君子之言，締君子之交，大概有君子而庇護小人的人了。”矛頭直指皇親國戚和宦官近臣。
丁伯桂在御史臺二年時間，“諫疏盈篋，論事鯁直”，所論無不是時政熱點和朝政的焦點，主旨是大力扶持朝野的道德風尚，而且往往是當時名賢所未言或不敢言的，直切朝政之弊，顯示其御史氣質與忠廉正直品格。
四、出任給事，駁正政令
端平二年冬，丁伯桂除秘書省秘書少監（從五品），翌年遷祕書監（掌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歷數事務，正四品）。又接連遷任起居舍人（掌記錄皇帝言行，以備修史）、中書舍人（掌奉行皇帝命令，草擬詔書，如有異議，允封還詞頭，正四品），均為皇帝身邊親臣、朝廷要職。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掌管門下省日常公務，審讀內外出納文書，駁正政令、授官之失當者，糾治其違失，正四品）。三年之內，由御史而八遷，皆兼史官職務，甚為器重。
此間，丁伯桂雖已不在御史臺履職，依然關注時政，見機指陳朝政闕失，一年里就轉對一次，輪值奏事三次，進呈己見二次。對于皇宮的言論與行動，朝廷的重要任命，賢奸的去留，時局的盛衰，命運的順逆消長，指陳越發峻切，建議深刻而廣泛，論事盡言無隱，直指皇上，以至連宋理宗都害怕他。
蒙古軍入侵，丁伯桂進言：“大臣掌舵駕舟，如同為弱者作主。若先徬徨動色，同舟同室的人，將怎么辦呢？應當凝定志慮，以應事變。”當時臨近祭天大禮，夜晚大雷雨，宋理宗感到不安。伯桂借機發揮，批評理宗對諫官的異常態度，曰：“陛下本以好賢受諌聞名天下，近來因諫官忤旨，以至言語和神態變態，奏疏大多留置宮中不交辦，更換諌官、御史如同下棋一樣。這就是引發天象異常的最大原因。”
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時任給事中的丁伯桂，針對朝政逐條列舉其錯失，比紹定火災的奏疏更加激烈痛切。韓休以皇后的親戚進官節度使致仕。丁伯桂退還朝廷詞臣撰擬詔敕的命令，曰：“此日后家一門儀仗，人們都在議論說，為何不移去招募戰士，以便把蒙古首領斬首?現今韓休不過是一個典禮賓贊之臣罷了，卻授予軍職，將如何面對祖宗原來的制度呢？”于是，宋理宗停止這個任命。宋理宗貴妃以美貌受厚寵，勾結奸臣亂政。理宗卻為閻美人加封名號，同時給她親屬進授官職，加恩者多達一百余人。丁伯桂認為施恩太濫，應于邊境稍為安寧后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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