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魯
陳長城（左）在發現的碑刻前與世界摩尼教專家合影（陳鑒湖供稿）
1988年6月和1990年12月，涵江區先后發現兩塊摩尼教殘碑。經比對,這兩塊殘碑是同一通碑刻的兩部分，相接吻合。因為摩尼教在全世界遺留文物非常之少，這通摩尼教碑的發現是當時僅知現存的摩尼教碑刻文物，為研究摩尼教更為翔實的實物佐證，引得海內外專家學者紛紛前來考察、研究。現就這通摩尼教碑的發現經過和幾年來我市學者對它的研究情況作一個回顧，予以存史，或許對以后研究莆田地方史、宗教史有點幫助。
一、石碑的發現
涵江原是隸屬于莆田縣的千年古鎮，商業茂盛，文化積淀豐厚，1984年建區。區政府建在原涵東村鋪尾。鋪尾是一個自然村（今鋪尾社區居委會），古官道從村中經過。這里曾經設過驛站。后來福廈公路從村中荒地穿過，原是一片荊棘叢生、荒塚雜陳的坡地。涵江區政府辦公大樓座落在福廈公路旁的坡地上，漸漸地荒地擴建開發為新市區。1988年，莆田老文史專家陳長城（已故）偶然在區政府大樓散步，看看新建設的新城區。他聽一位老人說前面荒地上有一塊石頭，上刻有字，陳先生在老人的引領下上前查看。
在福廈公路93公里標志牌旁邊，仰置著一塊石板，字跡宛然，顯然是塊碑碣。這通石碑上部已經殘缺，下部有插榫突出，三面打制方整平滑，背面沒有加工，碑字豐腴妍潤，厚重遒勁，雕琢深至，雖然僅是殘碑，碑卻沒有磨損，刻字鋒棱也未消減。他拂去碑上泥土，仔細察看，碑文上有“摩尼光佛”等字，他憑自己的學識認定這碑是摩尼教的歷史遺物，是非常珍貴的文物。陳長城先生立即找區文化局，經協調，移入鋪尾村的“龍泮社”內珍藏。
1990年12月，有人偶然在涵江區政府禮堂前的水溝上發現一塊陰溝蓋上刻有文字，告訴文物干部，立即翻開。這是一塊略呈梯形的殘碑，右邊緣比較清楚，下部的斷裂也較整齊。可以看到楷書“清凈光”三個字和“明”字的上半部。這塊殘碑的發現處離前年發現的摩尼教斷碑地點不到百米之遙，蓋在陰溝上，應該是區政府基建時，就近取用廢石時移來的。兩塊殘碑字體大小一樣，都一樣豐腴規整，雍容莊重。“明”字的上半部正與前碑下半字完全吻合，合成一完整的“明”字。可以肯定這是一同通碑的兩個部分。很快把它收集合并，合為一體，天衣無縫。
后殘碑是前殘碑的右上部，兩塊殘體雖然相合，但就全碑來看仍缺左上部。下半部殘碑高105厘米，寬 77厘米，厚19厘米，突出榫長60厘米，寬33厘米。右上部殘碑最高處74厘米，最寬處53厘米。現存碑文為“清凈光明，大力智慧，□□□□，摩尼光佛。”1988年，陳長城先生就認為完整的碑文應該是：“清凈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16個字。從現存碑文上看還可辨出“至”字的最后一橫和“真”字的右邊字形。
涵江摩尼教碑發現后不久，在北高后積又發現摩尼教殘碑。此碑原豎立于該村頭北通后程口的古道上西側，碑立于3級臺座上，通高20多尺。上世紀50年代，群眾開山鑿石，碑臺座毀，碑石移充鋪橋石板，截去上段，殘高137厘米，寬64厘米，刻文存“光（下半字）明大力智慧”“一（至字底橫）真摩尼光佛”，石面風化嚴重。
在全世界已湮滅數百年的摩尼教，其遺物鳳毛麟角，極為稀少，可是摩尼教碑卻在短短時間內在莆田相繼發現，引發學術界的極大興趣。
二、莆田對摩尼教碑的研究
摩尼教碑發現后，莆田地方報紙先后發表有關新聞，也出現了一些研究文章，作者看到的有：
1990年8月出版的《福莆仙鄉賢人物志》（新加坡“福莆仙文化出版社）中刊登陳長城《摩尼教碑刻新發現》長篇研究論文。
《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刊登程德魯的報道《莆田涵江又發現摩尼教殘碑》。
1991年9月，由莆田縣宗教事務局打印的林祖韓編寫的《莆田縣宗教志》（上下冊）（第八章民間宗教，第一節摩尼教明教）對摩尼教歷史，莆田發現摩尼教碑及研究觀點進行闡述。
2008年《福建宗教》第三期刊發程德魯調研文章《莆田涵江摩尼教碑的發現與探索》。
研究文章的相同點：
1、簡單介紹摩尼教的產生、影響，傳入中國的情況（特別是傳入福建），摩尼教被消滅情況，摩尼教溶入佛道的情況。
2、一致認定摩尼教是從泉州傳入莆田。
3、研究文章的異點：
（1）碑刻上的字，摩尼教碑正文雖然有缺，但大家一致認定應該是：“清凈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直，摩尼光佛”十六字。不同的意見在于邊款。陳長城認為涵江摩尼教碑邊款上的小字，由于刻得很淺，且剝蝕嚴重，幾乎很難辨別，經他辨識認為文就是“□□□都轉運鹽使司上里場司令許爵樂立。”
程德魯認為陳長城先生辨識的字應該是正確的，但是前三字□□□格不合理，因為殘碑左上部缺失，我們根本看不到，無實物為佐證不應該認為它還有3個字。所以前3個空格認為有3個字有點勉強。單是“都轉運鹽使司上里場司令許爵樂立”已經是完整的句子，可以說明問題。
（2）立碑的年代，陳長城和林祖韓都一致認為從明辨的邊款15個字我們可以查出它的歷史痕跡。他們引經據典，以志書為據進行研究。
莆田瀕臨東海，鹽業一直發達，歷代是為一大財政來源。明宏治《興化府志》卷十一《戶紀·財賦·鹽課》載：“國家設都轉運鹽使司以征鹽利”，“上里場鹽課司隸福建都轉鹽使司，而鹽課則莆人為之。”清乾隆《莆田縣志》卷三《建置·公署》載：“都轉運鹽使司公司，在縣東北涵頭市，元至正間設管勾司，董鹺事，延祐二年（1315）改為司令司。明洪武二年（1369）改今名”，“上里場鹽課司在分司內，以幕廳為之，又有下里場，俱附于此。”陳長城與林祖韓在引用以上志書時都認定：延祐二年為1315年，至正為1341年—1368年，改在其后。《縣志》是光緒年間補刻本，“正”是補刻的，有訛，應是元初的“至元”或“至大”。
“涵頭市”，涵江古地名“涵頭”。明弘治《興化府志》稱：“涵頭市，長三里許，人家稠密，商賈魚鹽輻輳，為莆鬧市”。莆田縣古代從地理上分有上里與下里。上里即涵江一帶，下里是南部沿海一帶。“場”即為鹽場。涵江一帶上里鹽場稱為“上里場”，下里的鹽場稱“下里場”。
陳長城先生認為：莆田縣宋末已在涵江設上里鹽場。元代設管勾司，董鹺事。元延祐二年（1315）改為“司令司”。明洪武二年（1369）又改為今名（都轉運鹽司分司）。司令許爵東是上里場長官。那么涵江這塊摩尼教碑所立的時間應在元延祐二年（1315）至明洪武二年（1369），上限不超過1315年，下限不超過 1369年之間50多年中。陳先生認為這是一塊元碑。
林祖韓先生文中不同意陳先生看法。他認為設于涵頭的鹽業管理機關，在元延祐二年前它的名稱為管勾司，延祐二年開始一直到終元之世，洪武二年，改興化路為興化府，可知以司令司改為“都轉運鹽使司分司”，即明政權在莆田地方接管舊攤子上開始的全面改制。林先生認為：此碑不是元碑而“確為明代之物”。
對摩尼教的研究因為鮮有其人，問世文章也少。莆田發現摩尼教碑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由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林金岱主編的《莆田宮觀》下卷第535頁（荔城區宮觀名錄）：蓇石鎮下埭有草庵，建于宋，1996年重建，奉祀摩尼光佛。這是一條很好的信息，或許莆田有更多的摩尼教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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