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更生
壺山蘭水 林錦堂/攝
蘭溪 林錦堂/攝
“莆陽”，古稱興化軍、興安州、興化路、興化郡，也即如今莆田市的雅稱與別名。其地域的正確解說，十分重要；作為莆仙人，更得認(rèn)準(zhǔn)家鄉(xiāng)！而其代表政府官方，也即最科學(xué)、最權(quán)威的“正名”，應(yīng)該就是莆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莆田市志》吧！其開篇就開宗明義地說明：“本志中的‘莆陽、興化、興安’為莆田市的俗稱。”也就是說，“莆陽”，相當(dāng)于當(dāng)今的莆田市，包括莆仙兩地。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2版對“莆田市(Putian Shi)”的解說如下：“中國福建省轄市。古稱興化，又稱莆陽、莆仙。”即莆田市所轄莆仙二地，“古稱興化，又稱莆陽”。
2020年，莆田市民政局《莆田地名美篇》一書載：“莆田，位于福建沿海中部，史稱‘興化’，別稱‘莆陽’”；也是作為當(dāng)今莆田全市的雅稱的。
然而，有人卻一再堅稱：“在歷史上，‘莆陽’一詞絕大多數(shù)是用作莆田縣的代稱”。此說既不符合先賢的著述所載，也與當(dāng)代莆仙文化界主流認(rèn)知相違背。
為此，我們必須認(rèn)真地予以考證辨析，非將“莆陽”的確切所指，搞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莆陽”究竟是否“個別文人”將其擴(kuò)大化，“指稱擴(kuò)大至包括仙游縣甚至古興化縣”呢？根據(jù)筆者反復(fù)認(rèn)真查考：縱觀歷史，古往今來，“絕大多數(shù)”都是作為莆、仙兩地的統(tǒng)稱——如同當(dāng)今的莆田市。
一般來說，標(biāo)題或作者署名加上“莆陽”二字的，一為文集、二為史冊、三是族譜。下面分別闡述之。
古代文集中，“莆陽”統(tǒng)稱莆、仙、興化縣三地的，最典型的莫如宋代李俊甫著名的《莆陽比事》。其所述的成雙成對事例，許多涉及仙游的人與事，諸如名人陳洪進(jìn)、蔡京、蔡襄及其家族，乃至九鯉湖、楓亭、莆陽荔枝等等，實(shí)在是太多太多啦，不勝枚舉！
蔡襄出生于仙游赤湖蕉溪（今楓亭鎮(zhèn)），出仕后遷居莆田城南蔡宅，故常常自稱“莆陽居士”，并在許多著述文獻(xiàn)上自署“莆陽蔡襄”。可以說，這里的“莆陽”二字，相當(dāng)于“興化”，都涵蓋了莆田、仙游兩個地域；依照今天的說法，即蔡襄是莆田市人。
目前常見的有：蔡襄撰寫的《水遷賦》（1043年，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三）、《忠惠東壁詩》（1044年，清鄭方坤《全閩詩話》卷二）、《洛陽橋碑》（即泉州萬安橋石刻，1059年）、《荔枝譜》（1059年）、《會真宮題名碑》（1060年，山東泰安會真宮）、《劉蒙伯墓碣文》（1061年，福州于山“天君殿”碑廊）等著述，都署名“莆陽蔡襄”。
值得一提的是，出生在仙游的蔡卞（蔡京胞弟）、陳覺民二人，一生并沒有遷居莆田居住，但他們亦稱自己是“莆陽”人，說明“莆陽”所指的行政區(qū)域范圍包括仙游縣。例如199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書法篆刻大辭典》記載：山東濟(jì)南靈巖寺中御堂壁間嵌有《楞伽經(jīng)偈碑》，其碑文是宋仙游人蔡卞所書的，署款為“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十三日莆陽蔡卞書”；河南嵩山少林寺《達(dá)摩面壁之庵》題刻，署款也是“莆陽蔡卞書”。著名學(xué)者黃榮春先生《福州摩崖石刻》第一章稱：福州烏石山天香臺有一處摩崖石刻，刻文為“元佑五年（1090）八月二十二日，……莆陽鄭令卿、陳覺民、許國……同游神光寺，會于道山亭。”其中，陳覺民是宋代仙游縣人，許國、鄭令卿，則是莆田人。
明鄭岳（弘治癸丑進(jìn)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編纂，黃起龍（萬歷戊戌進(jìn)士）重訂的《莆陽文獻(xiàn)》十三卷（福建巡撫采進(jìn)本）。“是書取莆田、仙游二縣自梁、陳迄明著作詩文，輯為十三卷。”其還包括人物列傳七十四卷，而列傳主要根據(jù)同郡人周瑛、黃仲昭所編纂的《弘治興化府志·人物志》部分，所輯錄的文化名人生平事跡——包含仙游諸位文化名流。明代柯維騏所撰《續(xù)莆陽文獻(xiàn)》20卷、黃起龍所撰《重修莆陽文獻(xiàn)》6卷，以及郭良翰所撰《續(xù)莆陽文獻(xiàn)》20卷，都是如此。宋代著名詩人陸游有篇《莆陽餉荔子》稱：“江驛山程日夜馳，筠籠初拆露猶滋。星球皺玉雖奇品，終憶戎州綠荔枝。”詩中贊頌的“奇品”荔枝，應(yīng)該包括仙游楓亭的荔枝吧？明代地理學(xué)家、旅行家和文學(xué)家徐霞客在《游九鯉湖日記》中，就特地記上一筆“正楓亭荔枝新熟時也。”明代宋玨的荔枝詩，就有一首以仙游楓亭荔枝為題材的《荔枝詞》，揭露人所少知的楓亭驛館官員的艱難。詩云：“俞公晚好事，垂涎及荔支。愿貶楓亭驛，甘作驛丞卑。妄意荔熟日，端坐飽噉之。事有謬不然，傾耳聽我詞：楓亭閩孔道，迎送無停時。及至荔支熟，苦情公不知。”生動形象記述了楓亭驛丞俞公，迎送無停時，食荔客如潮，疲于奔命的接待苦衷。清康熙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也說：“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目前仙游楓亭赤嶺的荔枝林，還有六七百畝；品種以陳紫為主，此外還有狀元紅、蘭竹。可見宋代所稱的“莆陽”，也是包括仙游在內(nèi)的大莆田。
元代的情況如何？從元代大詩人盧琦的作品可見一斑。盧琦[（1306—1362），字希韓，號圭峰、立齋，今泉州市泉港區(qū)峰尾鎮(zhèn)人。順帝至正二年進(jìn)士，歷官漕司提舉等。盧琦在政壇是位良吏，在文苑又是，與陳旅、林以順、林泉生齊名，并稱“元末閩中文學(xué)四大名士”。清·張景星主編的《元詩別裁》云：“元詩三十大家選，公詩澹遠(yuǎn)，意境絕高，出三十大家上，蓋韋孟之詩也。”]著有《圭峰集》二卷。作為曾經(jīng)幾度客居莆中（見《陳誠中留宿壺山別墅雨中紀(jì)懷》“我客莆中知幾度”）的“元末閩中文學(xué)四大名士”，其作品中的諸多“莆中”“莆田”“興化”“莆陽”等幾個相關(guān)的地域概念，使用的分寸感還是相對強(qiáng)且明顯的，絕不隨心所欲，胡亂使用。諸如，其詩歌《贈莆陽蔡可禹有序》《存與堂》中，由于“蔡可禹”是蔡襄后裔（“蔡君忠惠孫”“共惟忠惠公”；“莆陽有佳士，結(jié)廬東沙村。”），故稱其“莆陽”；而《送涂嶺巡檢約蘇穆爾之莆田尉》詩中，則稱為“莆田尉”——“作尉壺山陽。莆民喜公至”。
明代興化府的“莆陽驛”，明顯說明“莆陽”并非莆田縣的專屬稱呼，而是包括莆仙兩邑的。明初興化府?dāng)U城以后，在今勝利路中段（今莆田荔城區(qū)雷山路一帶），建立莆陽驛鋪，供南來北往的文武官員住宿，該地段名曰“驛前”；駐館的達(dá)官貴人們乘坐的馬匹，都圈養(yǎng)在街對面的小巷兩旁一排排馬棚內(nèi)，這里被稱為“馬巷”。（請參閱網(wǎng)文《莆田地理沿變》）
張燕青《清代福建驛站考》稱：“清代福建的驛站布局基本上承自明代”，“自蒜嶺驛往西南方向行‘五十里至興化府莆田縣莆陽驛’。光緒《莆田縣志》載：‘莆陽驛，本府屬。按宋時城中有東驛、西驛。洪武初建于府治北，即宋監(jiān)押廳使院舊’”。當(dāng)時的興化府署“在城西南，即莆田縣署舊址”。由此可見，“莆陽驛”屬于興化府管轄。
明代寫作《閩書》的碩儒何喬遠(yuǎn)多次到過莆仙，落腳莆陽驛，并作《莆陽驛四首》。
清代涂慶瀾編輯的《莆陽文輯》《國朝莆陽詩輯》，也收入蔡襄的書信、奏疏、賦文等，以及黃洪鸞的《游九鯉湖詩引》。該書以莆田文人詩文為主，也兼顧了反映仙游的著名景觀。其作者“自序”，明確申明了編輯的初衷，即繼承鄭岳、柯維騏的事業(yè)而延續(xù)之：“然自前明鄭山齋（鄭岳）《莆陽文獻(xiàn)》、柯希齋(柯維騏)《莆陽續(xù)編》后，迄數(shù)百年，乏有續(xù)者”，故而編輯之。
清代劉尚文的《莆陽金石初編》，不也收錄了蔡襄的書法作品嗎？其卷二載蔡襄書寫的陳伯孫詩：“六合萬籟息，秋林月正暉。琴中傳不盡，石上坐忘歸。”尚文題跋特地注明：“詩為忠惠正書，字徑一尺三寸”。
筆者手頭還有一篇當(dāng)代某大學(xué)論文《明中后期福建田土爭訟及其司法實(shí)踐——以《莆陽讞牘》為中心》，作者特地說明“作為主要材料來源的《莆陽讞牘》”。此書是“祁彪佳于天啟二年（1622）至崇禎六年（1633）任興化府推官時的判語集”，且“以興化府及其下轄二縣之判語為主”。可見，即使古代“莆陽”二字多與“興化”相當(dāng)，并非只是莆田縣的專有指稱。
應(yīng)該特別指出，有人在舉例說明時，不知是隨意還是故意，將陳池養(yǎng)的名著《莆田水利志》，寫成了《莆陽水利志》。清代名臣陳池養(yǎng)是個地地道道的莆田人；其水利志所述，也完完全全是莆田縣之事，怎么可能會寫成《莆陽水利志》呢？筆者手頭就有“全二冊”的影印本《莆田水利志》呢（清光緒元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綜上所述，宋元明清所稱的“莆陽”，從官方和主流方面認(rèn)定，都是指莆仙兩地，而并非專稱莆田縣的。
當(dāng)代，冠以“莆陽”書名的書籍、文章，更是層出不窮，不勝枚舉。請看其中典型的一些吧——
《映像莆陽》（海峽文藝出版社，2012年8月）一書，原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化廳長、福建省文聯(lián)主席、仙游人許懷中作序。2011年12月6日晚，原莆田市長梁建勇會見參加映像·莆陽城市園林采風(fēng)創(chuàng)作活動的中外詩人。很顯然，這里的“莆陽”，當(dāng)然也是指壺山蘭水、莆仙兩地——即當(dāng)今的莆田市。
2013年10月問世的莆田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的《莆田建市30年大事記·綜述》也載明：“莆田，史稱興化、莆仙，亦稱莆陽、興安”。很明顯，其“莆陽”也是與“興化、興安”并列的，指稱如今包括莆、仙兩地的莆田市。
由福建省美術(shù)家協(xié)會、莆田市委宣傳部、莆田市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主辦的“《莆陽雅集》——福建省新文藝群體油畫作品專題展”，于2018年1月1日至5日在莆田市博物館A館二層展出。其作者和作品，都包含莆仙兩地的油畫精英。
現(xiàn)任莆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lián)主席的王鴻（即王金煌的筆名），其《莆田賦》首句就是：“莆陽，閩海之雄邑也。……名重慶歷，書列四家，千年君謨有幾?廬隱夾漈，入三通，百代漁仲無雙。”其注解云：“君謨：即蔡襄，字君謨，仙游縣人。……漁仲：即鄭樵，字漁仲，莆田縣人。”顯然，此“莆陽”，即今之莆田市——包括古時的仙游和興化縣。
莆田市資深文史人士林春德、朱新華（現(xiàn)任莆田學(xué)院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黨委書記、院長）以“莆田市莆仙文化研究院”名義出版的編著《莆陽名人史跡》，其“凡例”載明：“名人史跡主要介紹莆田籍歷史人物的生活和文化活動遺跡。區(qū)域包括現(xiàn)莆田市所轄仙游縣、荔城區(qū)、城廂區(qū)、涵江區(qū)、秀嶼區(qū)、湄洲島管委會、湄洲灣北岸管委會。”阮其山（原莆田市政協(xié)秘書長）的《歷史文化系列·莆陽名人傳》（海峽文藝出版社，2000年），系列叢書由市委宣傳部牽頭、莆田市社科聯(lián)策劃編寫、梁建勇書記作總序。傳記人物也涵蓋了仙游、興化縣的許多名流，如陳洪進(jìn)、蔡襄、蔡京、蔡卞、葉顒、鄭樵、王邁、鄭紀(jì)等等。其《莆陽歷史叢書·莆陽清風(fēng)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同樣如此；筆者的《莆陽名篇選讀》、林祖泉的《莆陽進(jìn)士錄》，也是如此。阮先生還有類似的作品《莆陽名臣傳》《莆陽談叢》《莆陽歷史文化之謎》等，情況與之相似。例如，阮先生今年4月發(fā)表的《莆田的徐霞客——林登名》認(rèn)為：“《莆輿紀(jì)勝》以郡治為中心，按不同方向的地域，記述北境、西境(仙游)、東海(沿海)、近郭、及平原河網(wǎng)地區(qū)的名山秀水。”“縱觀《莆輿紀(jì)勝》，全書編排有序，結(jié)構(gòu)合理，內(nèi)容豐富，成為一部名副其實(shí)的莆陽名勝志。”，它“是現(xiàn)今已知最早一部，專題記述莆陽山川名勝的方志”，“在莆陽藝文志上，不失為一部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著述”；書中涉及的歷史名人，包括“蔡襄、鄭厚、鄭樵、葉顒”等等。阮先生理解的“莆陽”，其地域、人文包含莆田市全境，不是十分清楚嗎？
莆田市圖書館副館長、中國作協(xié)會員張翔的《莆陽小識》說得也很明白：“（興化、興安）雅稱‘莆陽’，該府治二縣；莆田、仙游之縣城皆南鄰蘭溪，北倚群山。山南水北謂之陽，以之名。”
莆田市圖書館陳枚香副館長編著的《莆陽書話》（鷺江出版社，2015），其序言由許懷中先生撰寫，取名為《一部梳理莆仙“書”文化的力作——《莆陽書話》序》。其“莆陽”含義，不也十分明確嗎？
莆田市圖書館編撰的《人文莆陽·序》載：宋景炎二年，置興安州，故也名“興安”，雅稱“莆陽”。該府治二縣莆田、仙游之縣城，皆南臨蘭溪，北倚群山；山南水北謂之陽，以之名。又合二縣之名可稱“莆仙”。……莆田，福建省轄地級市，古稱“興化”，又稱“莆陽”“莆仙”。莆田市歷史底蘊(yùn)深厚，史稱“興化”，素有“海濱鄒魯”“文獻(xiàn)名邦”之美稱。
筆者老友黃祖緒先生（中學(xué)高級教師、語文組長），撰寫并出版過三百萬字莆陽鄉(xiāng)土著述。其中冠名“莆陽”者，如《宋代理學(xué)大家朱熹莆陽門人紀(jì)略》《莆陽歷代藏書家傳略（七十五人）》《宋、元莆陽郭氏四孝子》等，無不涉及仙游名人。
還有鄭立新的《宋代莆陽民俗文化》（鷺江出版社，2015年）等等，內(nèi)容都涵蓋大莆田地域，人物包括鄭良士、蔡襄、鄭樵、鄭紀(jì)等。
至于當(dāng)代網(wǎng)文涉及“莆陽”者，更是隨手拈來，數(shù)不勝數(shù)。例如《歷代名人詠莆陽名句小輯》《莆陽民間新修族譜》《莆陽名稱的由來》《明代莆陽藝林名家》《莆田名人》《清點(diǎn)莆陽文壇一千年》《碧波安瀾潤澤莆陽》……其“莆陽”含義，無不包括莆仙地域。
莆田市委主辦的刊物《莆田通訊》，不也時有包括仙游的“莆陽史話”專欄嗎？
福建電視臺“旅游頻道”介紹稱：“莆田，福建省轄地級市，古稱‘興化’，又稱‘莆陽’‘莆仙’，莆田市歷史底蘊(yùn)深厚，史稱‘興化’，素有‘海濱鄒魯’‘文獻(xiàn)名邦’之美稱。”李尓唐先生20-07-15《從閩A到閩J——福建各地市名稱由來及歷史沿革簡要》載：“莆田，福建省轄地級市，古稱‘興化’，又稱‘莆陽’‘莆仙’。”
……
至于外地文史大家冠以“莆陽”書名的著述，情況大抵相同。隨手舉一位知名度頗高的吧。《江浙訪書記·記<莆陽先賢叢書>》是謝國楨(1901-1982)教授的遺著。他晚號“瓜蒂庵主”，安陽人士，我國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文獻(xiàn)學(xué)家、版本目錄學(xué)家、金石學(xué)家、藏書家，1925年考入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名列榜首；師從梁啟超、王國維等先生，并協(xié)助梁先生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生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兼任國務(wù)院古籍整理規(guī)劃小組顧問。所謂《莆陽先賢叢書》，當(dāng)然不止限于莆田一地，還包括古仙游縣、興化縣先賢，如蔡襄、鄭紀(jì)、鄭樵等等。
再說志書吧。古代不少冠名“莆陽”的方志，如宋代的《莆陽圖經(jīng)》《莆陽志》《莆陽人物志》等，都是興化軍知軍主修、軍學(xué)教授撰寫的。雖然書已失傳。不過，既然是興化大地的地方官、教授，其編纂的東西，總不會剔除自己所轄之仙游、興化兩縣，而只言莆田一縣吧——這是不言而喻的。
同理，明代興化府知府岳正繼修的《莆陽志》、知府呂一靜延請邑人康大和、林云同兩人再修的《興化府志》、陳經(jīng)邦和林堯俞繼《萬歷甲戌志》之后，纂修的《興化府志》等等，以及方樸所撰的《莆陽人物志》3卷、吳源所撰的《莆陽名公事述》5卷、彭韶所修的《莆陽志》10卷、宋端儀所撰的《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莆陽人物備志》《莆陽科名志》等書，也沒有置仙游、興化兩縣于不顧。
史料表明，自宋太平興國八年（983）至明末，莆田一直是郡治（軍治或府治）的所在地，因此宋、明歷次編寫方志，“縣事”都“附郡志以傳”。對此，莆田學(xué)院圖書館原館長宋國強(qiáng)先生，2015年發(fā)表了《莆田市歷史考證之一》。他詳細(xì)一一列舉之后，注釋說明道：“其時（明代），‘莆陽志’均為‘興化府志’。”即包含莆仙兩地。
直到清代，才有了單獨(dú)修纂的莆田縣志出現(xiàn)。據(jù)存世所見，主要有：《莆田縣志》36卷，林麟焻、朱元春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編纂；光緒十一年（1885）重刊。《莆田縣志》，俞荔于雍正二年（1724）編纂。《興化府莆田縣志》36卷，廖必琦、林黌等乾隆二十三年（1758）編纂，俗稱“乾隆縣志”；光緒五年（1879）補(bǔ)刊重印，民國十五年（1926）再次補(bǔ)刊重印。《莆田縣志》32冊，林揚(yáng)祖于道光（1821－1850）年間編纂。《莆田縣志稿》34卷，張琴于1945年編纂完成。
請注意：清代編纂的所有莆田縣志，均清楚標(biāo)明《莆田縣志》，而沒有一部帶有“莆陽”字樣！
最后，說說族譜吧。
眾所周知，莆田、仙游的諸多名門望族，如陳、林、蔡、鄭、黃等，歷史上均互有遷移，彼此融合。所以，兩地的族譜，往往難分彼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樣才會完整全面。
請看2009年出版的60多萬字的《莆陽蔡氏宗譜》吧。它由仙游人、解放軍空四軍原副軍長兼參謀長蔡園將軍作首序。莆田市蔡襄學(xué)術(shù)研究會會長、原莆田高專副校長蔡文成，以及副會長、《莆田市志》常務(wù)副主編、莆田市方志委顧問蔡慶發(fā)分別撰寫二序、三序。《莆陽蔡氏宗譜·前言》開宗明義說明：“‘莆陽’是莆田市的別稱。宋代忠惠公蔡襄自稱莆陽人，意為出生于莆仙大地上山南水北之處，本次修譜特依其意而用之，取名《莆陽蔡氏宗譜》。”其“凡例”再次載明：“本宗譜取名為‘莆陽’，源于先賢蔡襄曾自稱為莆陽人氏，意為莆仙人，即今莆田市人也，本宗譜取先賢之意而用之。收錄范圍界定莆田市轄區(qū)”。這明確表明，族譜之所以冠以“莆陽”，是因其“收錄范圍界定莆田市轄區(qū)”——即不光局限于莆田，而包括仙游！
另一本蔡慶發(fā)、蔡金榮編纂的《中國地名與姓氏文化系列叢書·莆陽蔡氏春秋》情況與之類似。限于篇幅，其他就不一一列舉。
縱觀現(xiàn)存的莆仙文化史資料，只有徐寅、黃公度等個別人文集中的“莆陽”是莆田縣之外，“絕大多數(shù)”皆認(rèn)定“莆陽”指稱莆仙（包括古興化縣）。身為莆田人，這點(diǎn)起碼的地域認(rèn)知，應(yīng)該正確無誤吧？我們必須與莆田市政府和官方主流媒體保持高度一致，而不能憑主觀意愿，隨意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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