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本家小弟小我21歲，幾乎沒有跟我一起生活過。俺家老爺子當年計劃生育是做得真好，除了小弟，中間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大弟。因為小弟小，我們都讓著他。這廝比我們幾位都聰明過人，但不知是哪一輩祖宗的基因，生來就長著一副強迫癥。小時候睡覺前，要把鞋尖碼齊了才上床，都躺到床上了，還要彎腰伸手再把鞋尖碼一遍。據他說有一次走路，都已經邁出腳走出幾步了，發現自己第一步邁的是右腳，就又退回來重新按照他的習慣邁左腳。
他玩股票，幾近走火入魔。他告訴我，我小舅子的兒子不能喊我“姑爹”，那是“股跌”，要叫“姑丈”，才是“股漲”。他不讓我妹喊我叫“哥”，說那是“割肉”，要喊“兄長”，兇漲，暴漲！他還不讓他女兒去動物園看熊貓，說那會遇到“熊市”，要看就去看牛，牛市。他女兒一直嘟噥：“牛有啥好看的？牛有啥好看的？”這個基因非常完美地遺傳到他女兒身上，某一日，他們說要給女兒做頓蛋炒飯，結果一忙就給忘了，弄得女兒嘮叨、惦記著到第二天：“昨天我就沒有吃蛋炒飯，昨天我就沒有吃蛋炒飯。”
前天晚上，收到煙臺的朋友寄來的一箱秋桃。兩個弟弟正好在我家，我問他們要吃桃子么？小弟弟一聽，兩眼頓時一瞪：桃子！那是要“逃”的信號？昨晚我大弟弟告訴我，小弟說“今天開盤一沖我就逃了”，還說“昨晚哥哥不是要我逃？”我想，這時他怎么就沒用“兄長”這個稱呼，還叫“哥哥”呢，就不怕被“割”？大弟還告訴我，某日他們哥倆去一家飯館吃晚飯，大弟弟點了道“炒筍”，小弟弟堅決不讓點，說：“炒股炒股，炒了還‘損’，這還能吃么？不吃！堅決不吃！”
對于此，我沒有什么無語，倒是覺得強迫癥的人大概都是這樣，司空見慣，到你看習慣了也就無所謂。臺灣大學有位哲學教授曾經說過，在心理學家面前，每個人都是有心理問題的。如果你去咨詢一位心理醫生，他讓你下午三點到他那里。如果你兩點半就到，他就說你有恐懼性心理，害怕遲到；如果你三點半才到，他會說你是抗拒性人格，拒絕遵守時間；如果你三點準時到，他就說你有強迫癥。這個例子，讓我想起劉震云在《一句頂一萬句》中寫道：“這世上的所有事都經不起推敲，一推敲，哪一件都藏著委屈。”
其實我不覺得強迫癥的人有什么不好，他們的認真的確是能讓事情做得圓滿。有時候我會把拍到的照片發給小弟弟修圖，他認真到忙乎了兩三個小時才能修好一張照片。這跟時下的一些做派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女生所謂“出去玩”，就是洗完頭，換上漂亮衣服，找個地方自拍幾十張，然后修圖半小時發個朋友圈。這是快閃，而不是藝術。快節奏的社會，心理難免會有些浮躁，就連閱讀都碎片化了，還會有什么真正的感情色彩融入生活或藝術其中。記得當年那些讓觀眾在茲念茲的愛情戲，能夠將觀眾情感帶動并投射其中，就因為它是認真的。從前，讓人過目不忘的愛情戲太多了：比如20年前的《大明宮詞》，周迅扮演太平公主迷路的那場戲，當她胡亂揭下路人的面具，突然看到薛紹俊朗的臉，那雙眸突然呈現出的甜蜜感，讓人久久難忘；比如15年前的《幸福像花兒一樣》，孫儷飾演的杜娟和鄧超飾演的白楊互抽耳光后，白楊含淚大喊：“我恨我自己，為什么那么愛你？”也讓人刻骨銘心。所以，真正的愛情既需要認真，又需要有那種行云流水的情性，記得有句話：山野萬里，你是我藏在微風里的喜歡——這種喜歡就顯得十分高雅。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是需要一點“強迫癥”的，否則就會讓人揪心不已。比如男人說“我五分鐘就回來”，與女人說“我五分鐘就下樓”，其實都是一個意思：沒意思。因為都是對時間的不尊重。然而，過度的強迫癥也是會滋生焦慮的，這種焦慮的傳染性還特別強。就像一個劇場，當前排觀眾站起來的時候，后排觀眾也不得不這樣做——這說的是父母對孩子教育問題上的從眾心理。所以有人說，這個世界上很難找到一個不焦慮的父母。我遇到一位爺爺輩說他每周帶著孫子去學鋼琴，一節課300元，每一次去都要先哭半小時，一下就去了150元。老人家為此感到心痛。
強迫癥的是與非，其實都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人的性格的養成需要時間，也需要磨練。有位男博士一次在導師家里吃飯，師母問她：“談女朋友了么？”他笑笑：“學業為重，等拿到博士學位了再談。”師母嘆了口氣：“在動物園里打獵都打不到，出了園子你還能打得著？”我不知道這位師母的“焦慮”該屬于哪一類？而那位男博士的漫不經心究竟與所謂的“強迫癥”有什么區別？
無論是否具有“強迫癥”，有些人倒是希望在電影里過日子，下一個鏡頭就是一行字幕：多年以后……
是的，多年以后，我們該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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