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2010年4月26日，女兒女婿在福州舉辦婚禮。10年了，我一直記住這個日子。那一天，中央臺心連心藝術團在我的故鄉莆田市湄洲島演出；福州到廈門動車組正式運營；廈門翔安海底隧道開始通行。有朋友問我：怎么剛好選了這個日子？我說是隨意選的。
其實日子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不過這個日子還真砸中了一位記者朋友，他提前一周就給我發了信息：我到廈門廳，接待人員問我哪里的？我說是報社的，小妹馬上給我戴花。我以為您鐘馗嫁女動靜整這么大！認真一看，原來是“安利答謝晚宴”。哈哈！
十年了，風雨并不琳瑯。女兒都養育了兩胎，在澳洲也擁有了兩座別墅。只是她媽媽在她婚后兩年就罹患疾病，都沒能去到澳洲親身探望一下，拖了七年便撒手人寰。往事不堪回首，說起來都是天高地遠、浮生如寄，其實內心的隱痛并不容易消除。正所謂“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最近看了一部電視劇《我是余歡水》，那個“軟慫社畜的逆襲人生”，帶給了觀眾許多的同感與痛感。雖然，我不太喜歡導演把故事從極度現實的一極，演繹到極度荒誕的一極，因為電視劇確乎把前幾集建立起來的現實環境，在后半部被植入的所謂“逆襲”和“爽感”抽離了；但是，我仍然認為，那個貌似荒誕的故事包裹著深刻的現實精神。人是活在現實里，無論哪一種活法，風雨琳瑯或不琳瑯，都是一種“途經”，都有屬于自己的生存法則。
這十年對我來說，也許是太累了，經歷的事也太多了。當然，我不能跟余歡水比，他比我要“嚴重”得多，至少我不會像他那樣窩囊。他說：“我難受的時候，睡不著的時候，只有黑暗會同情我；走路的時候摔倒了，只有馬路會同情我；我死了以后，只有墳墓會同情我。沒有人會真的同情我。”
所以，余歡水是余歡水，我還是我。《我是余歡水》最后一集，余歡水直視鏡頭，跳出故事之外，開始質疑現實：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余歡水真的逆襲了么？只能說那不過是余歡水的一個夢，也是消費“余歡水”的觀眾的一個夢。我想一個人能真正堅持下來，靠的不是別的什么，而是那種樸素的生命哲學。
一個人能有幾個十年、二十年？馮驥才在《一百個人的十年》里，寫到翻譯《靜靜的頓河》《復活》等作品的翻譯家草嬰先生。草嬰讀了以后告訴馮，說被他的文章感動了好幾天。馮對這位從未謀面的大翻譯家說：“我才感動您一兩天，可我被您感動了幾十年。”當馮驥才后來在上海見到他時，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這個瘦弱的老頭，與托爾斯泰的濃重與恢宏，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聯系在一起。這大概就是一個人的高處——靈魂的高處。無論是十年、二十年，還是更長的時間，都難以將這種精神撲滅的。
最近有一部由周迅、趙雅芝、惠英紅主演的電視劇《不完美的她》，我看到第二集就不想看了。除了沉重，還因為周迅真的老了。2000年，周迅出演《人間四月天》里的林徽因時，她在那個戲里的確很漂亮。二十年過去了，周迅還是不是過去那個樣子呢？其實不要說現在，就是該電視劇在二十年前熱播時，兩院院士吳良鏞看了后也說，跟林先生（林徽因）比，她（周迅）沒得比。林先生就是特別，“多少人里都一眼能見到她”。的確，林徽因那種詩情滿懷、眉眼溫婉的情態，不是什么人都能學得來的。無怪乎，那個在康橋上哼著“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的徐志摩，即便林徽因已被其父林長民促與梁啟超長子梁思成為秦晉之好，他也一心希望能夠“病蚌成珠”：“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從1921年徐志摩與林徽因在倫敦初次見面，到1931年3月倆人在北平香山再相遇，日子也過去了十年。是年11月19日，徐志摩為了趕在當晚林徽因在北平協和小禮堂的演講，所搭乘的郵政班機在濟南城外因霧撞山。林徽因不禁心痛蔓延，讓梁思成撿回“濟南號”飛機殘骸木板一塊，親手用黃綾包裹存放于家中。
十年前女兒的那場婚禮，她媽媽親自為她梳理的頭發以及佩戴的頭飾，我至今未能忘懷。十年風雨不琳瑯，那些經年累月劃下的傷痕以及慘痛的分離，僅僅是一地雞毛么？僅僅是一塊裂紋斑斑、一碰就碎的玻璃么？不是的。它是生活的一種“嚴重性”。木心有一句話：“行人匆匆，全不知路上發生過的悲歡離合。”明明知道人是不能拒絕苦難的，但有時候就會覺得很無奈。
十年過去了，我時時想去“經驗生命的方式”（蘇格拉底），去“弄明白生活的意義”。我想引用一下蘇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留下的兩句臨別贈言：一句是關于生的，“未經省察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另一句是關于死的，“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嗚呼！接下來還有多少個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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