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話中第一人稱代詞或自稱語的方言記錄字，向來爭訟不休;且至今未有定論。
按照漢語普通話規(guī)范，字面上一般記作“我”。
這沒問題。
但在莆田方言中，若記作“我”，問題就來了!而且這問題真的很難。
根據(jù)方言讀音，現(xiàn)實存在二種頗有代表性的書寫字符：一是“寡”。另一是“瓦”。
除此之外，從各地方言記字，從各種歷史典籍用例，綜合羅列，當然更多。僅以我有限所見，大約有:余、吾、予、俺、卬、阮等。
如果把身份自稱、謙稱、對稱，以及戲劇行當角色稱呼用語，也都算上，那就更加復雜了。
試列一些如下:
1、帝王將相官僚:寡人，孤，不谷，本藩，本帥，老夫，臣，本部堂，下官……
2、皇后妃嬪誥命:哀家、臣妾……
3、平民百姓:愚老，小老，野老，山人，小可，小民，賤民，草民，敝人，奴，仆，老衲、貧僧，貧道、小道、小仙，小生、奴家、奴奴……
4、各種語境下的“對稱”，如:為父、為娘，對兒女;孩兒，對父母;學生，對妻妾等。又如表示從屬、隸屬、領屬關系中的謙稱:家父、舍侄、賤內、寡君、鄙姓等(自稱家人和尊稱他人，古人總結出一句口訣，曰“家大舍小令人家”，即對人稱比自己大的長者用“家”，如家父、家兄;稱小加“舍”，如舍侄、舍妹;對人尊稱用“令”，如令郎、令弟、令尊、令堂等。)
還有犯了錯誤或在審案中的“犯官”“犯婦”“罪民”“罪臣”“身”等。
所有這些五花八門的自稱呼，均可用一個“我”字替換:“我”真的很難！
回到莆田話的方言記音字的問題討論。
如果一定要在“寡”與“瓦”二字中選一個，我會認可前者。無論是讀音，還是字義，“寡”更接近“我”。
但從古代用法和現(xiàn)在讀音的聲母韻母音素考慮，“吾”與“我”的發(fā)音也很接近;而“予”“余”和“卬”“俺”則應該是另外二種方言系列？
莆田話的gua音，所含音素g、u、a，在“吾”和“寡”的音中均有所體現(xiàn)。
古義存乎聲，文字記錄是后于語音出現(xiàn)的文明產物。文字不具備表音功聲。現(xiàn)在我們所認為的某字讀某音，起初應該是無依據(jù)的主觀決定，而在長久的重復使用中，一定社會群體內共同認可了“此字讀此音”，即所謂“約定俗成”也。由于“俗成”，人們忘了“約定”，也無從考究“約定”。所以，斷言某個“本字”應讀某個“本音”是不可靠的結論。
但是，有“俗成”這一客觀存在，“我”的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并且解決問題也是有章可循的。
文字發(fā)明的偉大功績，在于它方便了一定范圍內人們的交流，使得人們的交流更加順暢，更加充分。這種方便在于克服了時間和空間的二維障礙。也就是說人們可以依憑視覺功能，從記錄在介質上的文字符號上，獲得交流的便利，比如從甲骨文、鐘鼎文、石鼓文、竹(木)簡、帛書上，我就能假裝知道古人玩了些什么把戲，太監(jiān)對后妃說了幾句暖昧話，等等。現(xiàn)在，我更可以用微信發(fā)一串字符給千里之外的那個誰，他也能知道我是想借錢還是要還錢，“也”等等。
一般認為，漢字的起始狀態(tài)是圖畫，即“六書”中的“象形”;在象形基礎上增加一些簡單的抽象符號，便成了“指事”;綜合“象形”“指事”元素，“會意”字就出現(xiàn)了。文字學上把“象形”“指事”“會意”三種，統(tǒng)稱為“前三書”。盡管“前三書”未脫“圖畫”胎記，但每一圖畫都是根據(jù)人們觀察事物而畫，而人們認知某一事物都要“叫”出名目來。所以，每一“圖畫”——此時已經質變?yōu)槲淖址枴际怯小罢Z音”包含其中的。就此而論，即使是“圖畫”級的漢字，也已經是“表音”文字了。
“前三書”之后是“形聲”字。這是向“純粹表音”的過渡階段。“形聲”之后的“假借”和“轉注”，差可視作“純粹表音”文字了。
“我”這個字符的解釋至少有二種:一種認為是一種植物，是象形字，或為“莪”的初文;一種認為是持戈自衛(wèi)，是會意字。除此之外，或更有他說？
不管有幾說，對于“我”作為第一人稱代詞的記錄字符，大抵可以確認為“假借”字。既然是假借，大約只取音同音近罷了。借誰不是借呢？那么，吾、寡，亦無不可;換一種方言發(fā)音，或換一時代發(fā)音，則余、予、卬、俺等，亦不為非。
人們認識事物，總是從具體到抽象。“造字”過程大約能反映人們認識事物逐步深化的過程。果如是，則記錄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的字，當屬先造之字，如“象形”字皆然；而當人們有必要記錄認識深化的抽象事物時，或一時造不出，或根本無法“圖畫之”，權宜之計是取現(xiàn)成音同者而用之，如“假借”者。于是，便有“我你他”之類。特別應該注意到的是“借”了某個形，用的是“那個”音。不過，借字在許多情況下很不厚道，經常會出現(xiàn)“借荊州奪荊州”的尷尬場面，文字學家們同情地稱之為“形為借義所奪”。當我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的不幸遭逢之后，我對方言研究中經常提到的所謂“本音本字”之說，越發(fā)疑心比曹阿瞞還重了。
方言研究中，還有一種讓“阿瞞”疑心難釋、放心不下的情況，那就是文讀與白讀現(xiàn)象。
文讀與白讀應該是方言中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情況復雜。一般而言，文讀指“讀書音”，白讀為“說話音”。這顯然是一種粗略描述。但是，不管這粗略程度如何，所指的對象是同一個詞，從而記錄在書面上的“同一個”字(或一個以上)有兩種讀法，產生的結果是兩種讀音。比如“我”，文讀約如ngo，白讀約如gua;如果換作“吾”，則當是gou，另一呢？會不會也是gua呢？別的呢？如“一”“人”，是否亦作如是觀？套用許慎“解話”，或可謂“同意”。
“我”如果確實有文白讀存在，那么咱老鄉(xiāng)天天說的“我我我”，應該是無比正確的白讀音，從而就不必為“瓦”“阮”“寡”之類吵個不休了。
方言研究中有一批“審音”的專家學者，很敬業(yè)，估計也很刻苦，很“損心氣”，因而也能尋找深扒出許多個據(jù)說是很確定的“本字”，功德無量，既可以顯現(xiàn)他們的學問，也在客觀上豐富人們的知識，擴大視域，從而增強對文化的敬畏之心，誠摯情懷。但是，這些字通常也會讓讀書不多的“民科”輩很害怕，很沮喪，甚至開始懷疑人生。比如，把“一”寫作“蜀”，把“人”寫作“儂”，把“腳”寫作“骹”，把“穿”寫作“頌”……
作為當之無愧的“民科”，我以“民科”的操作模式妄擬:學術研究應該有一條“方法一貫性”的原則吧，若以邏輯規(guī)則表達，或即“同一律”？即如自始至終一貫秉持“文白讀”的解決方案，那么，一個“一”出現(xiàn)在眼前時，文讀“衣”或“抑”，白讀“術”或“續(xù)”，記錄在書面上“一”依然還是那個“一”啊！更無必要又寫作了“蜀”！否則，不但會讓方言的“文白讀”不復存在，甚而至于所有“多音字”也無一幸免，一旦掃除殆盡。
我真的很難。
我還是擺脫不了“我”的糾纏。
某一天，我突兀地慷慨起來，糾集了來自南日島的楊明華君等一伙人物，穿州過府，風風火火，突到天九灣阿和鵝肉店吃鵝肉。吃間，明華君夾起鵝肉帶出了“寡”“扶”“趕”，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我一直說的“鵝”，在明華的嘴里卻變成了“寡”，而“魚”卻是“扶”，“子”居然是“趕”(白讀“趕緊”的“趕”)。這竟是“不知有漢”的“南日音”！
感謝明華君！他人既然長得那么高顏值，卻又偏要那般聰明，渾身才華，還很情懷地為吾莆吾民珍藏了這么些個方言讀音，直惹得曾經錯覺頗知莆田話的我，幾欲“自經于溝洫”。
“鵝”是形聲字，“我”表示讀音，那個“鳥”表示它的形狀或類屬。“南日音”毫不猶豫地把“鵝”讀作“寡”，讓我確信“我”就是“我”，沒必要證明“我媽是我媽”。別吵了，不要讓警察蜀黍為難了。
寫到這里，我突然發(fā)覺有一種鬼魂附體的快感。
這鬼魂來自二位唐代的小朋友，一位是寫“鵝”詩的神童駱賓王，另一位是本“部民”牧鵝女孩江采蘋。可以確信他們都曾與鵝有過親密接觸，如果能肯定古人所言禽獸“其名自效”，那么，他們當初喚鵝的稚嫩童音，一定是“寡寡寡”，一如至今仍未開化的鵝的那種“自效”之聲：寡寡寡，呱呱呱。
那么，“我”其實不難。如果要故作高深，強為分疏，硬說真難，那我就會不懷好意哼起“梅妃帶回來的莆仙戲”《狀元與乞丐》里的那句唱：“該是祖宗無積德。虧你還敢怨鬼魂。阿舅算命有差錯。賢妻教子立奇勛……”?（今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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