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榮清
我的童年是在壺公山山麓度過的,有幸遇到對我一生影響很大的小學老師黃德興,我習慣稱他為阿興。
我第一次聽阿興上課,還有一段“冤情”呢。那是20世紀70年代,當時村里小孩子上小學一、二年級都是到村里一座祠堂上課。那是一所單人校,祠堂里住著一位來自城里的胖胖老師田元祥。有一天,田老師沒來上課,阿興過來代課。當他走進教室,看到幾個同學在打鬧,便快步過去制止,無意中發現他們書本很臟,于是就大聲訓斥:“你們看看,課本那么臟,都不愛護,能念什么書?看看人家那么會讀書,課本是怎樣的?”邊說邊走到我身邊,從我書包中抽出課本,高高舉起。結果發現,我的課本比他們還破爛不堪,書角都爛成半圓形了。同學們見狀都哄堂大笑,阿興也跟著笑了,卻不忘往我屁股打一巴掌。對此,我甚感委屈:明明是他們在打鬧,我卻挨打。再說,當時小孩子都喜歡打畫片、摔泥巴等游戲,用臟臟的手去翻書,課本豈能不臟?
長大后,我才明白,原來挨打不冤。阿興是帶著一種特別感情而打的,因為我與他有特殊關系呢。他是鄰村圳尾人,我奶奶與他母親十分要好。小時候,我經常跟隨奶奶去他家。他家比我家還窮,家徒四壁,連小偷都不會光顧。阿興也從我奶奶口中得知我學習好,還當班長呢。
當時,阿興經常忍饑挨餓,瘦如竹竿,但他一走進教室,就像打了雞血一樣,活力四射:聲如鐘,目如炬,講到激情處,還會搖頭晃腦,像演說家那樣富有煽動力。有一天,他布置一篇作文,要求同學們給解放軍叔叔寫一封信。恰好家中有我父親帶回家的《紅小兵》雜志,里面寫有“解放軍叔叔晝夜巡邏在祖國漫長海岸線”的語句,于是我就把這語句應用到信中。后來,阿興便在課堂上大聲地朗讀我的作文,豎起大拇指直夸我竟然會寫如此優美的詞句。看他那么激情飛揚,我深受感染,好像有一股熱流瞬間注入體內,讓我對念書有了特別的自豪和自信。當天放學回家,那曾挨打的屁股竟然一路屁顛屁顛起來,十分得意。
阿興對教育事業充滿著如火一樣的熱情。他上課生動有趣,聲情并茂,有一種震懾力。我們喜歡他,又有點怕他。我到圳尾村渠橋小學總校上三年級后,他成了我的語文老師,還兼當體育老師,喜歡帶同學們“滿天飛”。當時學校沒有圍墻,也沒有體育場。每當上體育課時,他就把同學們集合起來,排隊帶出校門,像一條長龍,飛到壺公山下,飛到云莊村東圳渠道上,飛到紅山水庫邊,飛到渠橋山上。有時,阿興還會預先在樹林里、草叢中、石頭下藏寶——一張白紙,然后叫同學們去尋找。如此大規模的校外“滿天飛”,全班幾十名同學個個都十分自覺聽從阿興指揮,從來都是開開心心出去,平平安安回來。阿興不僅帶我們飛得很高——爬山到壺公山半山腰,而且飛得很遠——步行十多里路進城看電影呢。有一次,看影片《賣花姑娘》,不知道為什么他沒有座位,于是他抱著我一起看。當賣花姑娘被滾燙的熱水燙傷而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聲,他也哭了,從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眼淚呢。
阿興有情有才,別看他身材削瘦,肚里卻有“壓縮餅干”,里面盡是才華。20世紀50年代,他畢業于晉江農校,從此傾情家鄉教育事業,像一團火,燃燒著激情與智慧,為教書育人發光發熱,幾十年來桃李滿天下。現年七旬有七,還會使用微信,喜歡寫作,筆耕不輟。前幾年,我遇到他,他說想看我的文章,于是,就把一篇見報的文章發給他。后來,他說,這篇文章最后一句是多余的,應當刪掉。一句話點醒了我,那最后一句確實是畫蛇添足。
我大學畢業后,與文字打交道幾十年,發表文章不計其數。阿興依舊火眼金睛,一下瞧出文章短處。厲害呀,我的阿興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