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評”不可避免地帶來法輪功人員的分化。
“九評”出籠后,給法輪功人員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使他們重新分化為四類:
第一類是“原發反黨反社會型”。他們原本骨子里就有反社會、反政府傾向,只是寄情于法輪功組織發泄反社會情緒。“九評”的出現使他們欣喜若狂,如同為他們從事破壞活動打了一針強心劑,他們將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九評”的傳播和宣傳上,逐漸向反社會方向發展。
第二類是“職業法輪功型”。他們的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完全或幾乎完全被法輪功占據,李洪志和法輪功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理,除此之外一切都沒有意義。他們對李洪志的指示言聽計從,亦步亦趨。
第三類是“單純祛病健身型”。他們練功的目的純屬為了治病,“九評”出臺后,他們無法接受或不敢接受,開始選擇逃避。否認“九評”與法輪功的關系,否認李洪志和自己參與政治。認為自己“練功受益”,仍然繼續練功,但不參與法輪功組織活動。
第四類屬于“思想搖擺型”。更多的法輪功人員看到“九評”反黨后,與他們的根本情感和政治立場產生沖突、對立,認識到了法輪功反黨和“參與政治”,思想上開始產生困惑,對李洪志和法輪功產生懷疑、動搖,從而放棄了法輪功。筆者接觸過許多法輪功人員,甚至象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姚潔這樣的原“法輪大法研究會”成員,對法輪功散播“九評”這樣的政治活動都表示憤怒,認為李洪志違背了自己“不參與政治”的諾言,欺騙了練習者。他們表示:李洪志這種行為使他們進一步看清了法輪功的邪教本質。
盡管少數法輪功組織的原教旨主義者和骨干,逐漸接受圍繞“九評”產生的新理論、新要求,并利用“九評”繼續鬧事,為世人進行了許多免費的丑惡表演。但更多的法輪功人員,因為通過“九評”看到了法輪功的反動政治本質,逐漸遠離了李洪志,正加速法輪功組織的解體和衰亡。
三、“九評”將使法輪功由一個“邪教信仰群體”,逐漸演化為一個“政治信仰、價值、目標”松散同盟體。
李洪志非常清楚,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諧社會的構建,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國內人們觀念和生活方式正在發生著巨大轉變,上世紀末國內那種“氣功熱”已經風光不再,特別是民眾對法輪功的邪教本質有了一定了解;境內法輪功人員在社會各界的不斷幫教下,98%以上得到轉化。因此,境內適合邪教傳播的土壤越來越少,可挖掘、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少。
而境外華人本來就不多,能夠接受法輪功這一套歪理邪說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加之西方主流社會為基督教信仰,法輪功難以侵入西方主流社會;伊斯蘭世界更是李洪志之流的禁足之地;非洲國家由于文化和經濟鴻溝,也不可能接受李大師的“大法”。加之境內外法輪功人員正在不斷自然死亡,許多人無法接受李洪志的一再撒謊和“圓滿”承諾不斷破產的事實,逐漸遠離法輪功。因此幾年來,法輪功組織不但沒有取得新發展,反而呈現頹敗之勢。法輪功的泡沫化不可避免。
李洪志一伙拋出“九評”,打出政治牌,并利用掌控的境外媒體資源,大力宣傳“九評”,利用互聯網技術向境內滲透。企圖通過傳播“九評”,鼓舞頑固分子,拉攏政治立場不穩定人士,毒害少數對歷史無知的青少年,吸收境內外對政府和現實不滿的人群,擴大資源和影響。以扭轉敗局,實現政治轉型。
今后,在“九評”政治綱領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旗號下,法輪功組織將逐漸演化為一個“慧星式”的“信仰、價值、目標”同盟體,葉浩、楊森式的法輪功信仰者是其“慧核”;袁紅冰、高智晟式的極端自由主義者是其價值盟友;費良勇、魏京生式的民運分子是其目標同盟軍。由于多種勢力聚集,各種思想交匯,法輪功的泡沫化和內斗不可避免。最近,澳大利亞法輪功四大媒體負責人蘇珊、馬恒雋、袁曉莉、黃卓然聯手圍攻澳洲法輪功“佛學會”負責人魏熙彬等人,導致新唐人電視臺總裁黃卓然和法輪功“佛學會”副會長魏熙彬同時被李洪志撤職一事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