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元滄
上帝給了我一雙眼睛。這雙眼睛,不是讓我只往“上”看,而是更多地往“下”看,全方位地觀察、打量這個世界。人生百態全不放過,世間萬象收諸眼底,而且要拿出“讀后感”甚至態度和行動來。雖然做到這點并不容易,但我始終努力踐行著。
我習慣地把目光投到生我育我的故鄉,盡管故鄉小得像一張郵票。近二十年里,寫故鄉的文章幾乎未曾斷過。對故鄉的人和事,經過時間的沉淀,有了理性的思考,不再是無根的情感流云,可以較好地表現情境。空下來翻翻自己的作品,約略作了個統計,寫故鄉題材的作品竟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我不得不承認,在我生命的潛意識中故鄉情思的悠久綿長。故鄉是一面“鏡子”、一個“縮影”。我總認為,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家鄉都不愛,還談什么愛國家呢?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愛,還談什么愛人民呢?故鄉有太多的故事,讓人魂牽夢縈,永遠也寫不完。有一天,報社總編辦公室的同志對我說:“我們都準備到你的家鄉插隊落戶。”開始時弄不明白這番話的意思,后來他們道出了原委:“你把家鄉寫得太美了,我們都想去。”其實,我寫得很真實,字里行間也反映了家鄉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的文章表現的純屬一種凄美,如《我的和尚同學》《永遠消逝的哭聲》。我凝眸歷史留給故鄉的滄桑,滄桑中的人間煙火,也從來沒有忽略故鄉衣襟上的胸花。
實事求是地說,那些年,故鄉的經濟尚不發達。我經常對自己說,有本事在外面賺錢,不要賺家鄉的錢,當地報社約我寫稿,開給我稿費(略高于一般作者),盛情難卻,心里又不想要,怎么辦呢,只有讓匯款單過期,讓郵局把錢退回去。我寫故鄉完全是一難以割舍的草根情結使然。
說起寫家鄉,老一輩大作家郭風是我學習的楷模。他正是從寫家鄉莆田起步,以寫家鄉“起家”的。家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風土人情,無不在他的筆下搖曳多姿、熠熠生輝。我小時候就讀過他寫的《村思》《木偶戲》《地瓜》《犁及其他》等散文和詩歌佳作。他對家的情和愛給予我的影響是曠日持久的,從青少年時代直至今日。20世紀80年代初,有一回在福州開會,那時他是福建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當他知道我也是莆田之子,馬上要求我說莆田話,并提醒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了家鄉”。前幾年我攜妻回鄉探親,臨走之前我們倆只留了從虹橋機場到家里的路費,把其余的錢全掏給了父母,他得知后特地寫信來“表揚”我們。有一年夏天,我收到他一封信,里面寫道:“昨天晚上,從電視里看到,家鄉又發大水了,鄉親們又要吃苦頭啦……”信雖不長,思鄉憂民之情躍然紙上,深深地感染了我。晚年的郭老把鄉情“放大”了,這是一種博愛、大愛,讓我獲益匪淺。
在關注家鄉的同時,我將目光投向了社會方圓,在創作中自覺融入了“大家鄉”的情愫。一是在寫故鄉的作品中,挖掘對全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內涵;二是直接寫故鄉以外的人事。后者散文有《歷雪的另一個刀郎》《太湖邊上十八彎》等,隨筆有《風鈴不解高考事》《天地對話》《施惠于群》等等。關注民生,體察民情,做到傾注真情,言之有物。筆名經常有變,但歌頌真善美、針砭時弊、促進和諧的初衷始終如一。
我走上文學之路,還忘不了前輩茹志鵑、徐開壘和唐鐵海三位老師。那時候我在《青年報》編副刊,張羅“全國青年生活題材微型小說征文大賽”,請上海作協副主席茹志鵑老師擔任評委會主任,她問我是不是作協會員?我搖搖頭,她說如果想參加她愿意當介紹人,不久我就打了申請報告。作協創聯室主任老唐說她比較忙,介紹人的事還是他來安排吧,最后定下來由他自己和徐開壘老師介紹我入會。自1998年帶著幾十萬字作品加入上海作家協會以來,我一直記住他們對我的厚愛,不敢懈怠,孜孜于筆耕。我始終覺得,作家如果不寫東西,那不成了徒有虛名的“作假”?從事記者、編輯工作30載,當了18年業余作家,與廣大讀者、作者建立了感情。如果有一段時間看不到我的文章,就會有人給我寫信或打電話,探詢緣由,擔心我生病或怎么了,這是對我的勞動和存在價值的認可,是對我的關愛。有人讀了我寫的《我替母親回娘家》后,寫信詢問我母親的病情,真叫人感動。原來鄉情、親情是相通的啊!這么多年來,聊以自慰的有兩條:一條是做人不離譜,工作能勝任。沒有寫過一個字檢討,沒有欺負過一個人,沒有拍過一個人馬屁;一條是對作者一視同仁。只要稿子好,或者題材好,改一下就可以用,則舍不得放棄,哪怕是素昧平生的作者,也絕不會“開槍為他送行”。特別是貧困地區的作者,生活那么艱難,一筆一畫寫出稿子不容易啊!有位作者稿子寫得不錯,但缺少自信,怕退稿讓周圍的人知道了難為情,不留地址、姓名,怎么辦呢?我只好在他的來稿見報的同時,在文末加個括號登“尋人啟事”。但是有一點要向讀者、作者致歉,那就是我很少給他們寫信,實在沒有精力和時間。
上帝給了我一雙眼睛,從朦朧、清亮,直到現在有點視力障礙,這是不可抗拒而又沒有遺憾的自然消耗。我將繼續用這雙眼睛觀察生活,堅持寫作。不低俗,不媚上,不造假不誤人,愿做一個有良心和良知的平民作家。莫嘆生何匆匆,關鍵是抓住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