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文學史，何嘗不是一部文人相輕的歷史。但凡在文學史上數得著的文人，多半都與此脫不開關系。
王勃是公認的“初唐四杰”之冠，排在首位是無可厚非的。但楊炯對此頗耿耿于懷，他曾公開對人說自己“愧在盧前，恥居王后”，顯然對王勃騎在自己頭上滿腹牢騷。楊炯與王勃相輕一下也就罷了，人家畢竟還有相輕的資本，可有些人卻打著文學正統的口號，將“四杰”貶得一無是處。富有正義感的杜甫實在看不下去，在詩歌中為他們打抱不平：“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晚唐有個叫張祜的詩人，雖然總體成就一般，但一首“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卻著實令人嘆為觀止。張祜對自己的文采頗為自得，他千里迢迢跑去杭州，懇請當時的文壇泰斗白居易，舉薦自己去應進士考試。那時還有一個叫徐凝的，也有詩傳世，但水平比張祜差遠了。兩人都去找白居易，平心而論，白居易應很容易看出二人的高下。誰知他竟取徐凝為解元，把張祜冷在了一旁。原來，白居易詩文雖獨步一時，在“宮詞”題材上卻被張祜給比了下去。白居易嘴上不說，心里還是頗多怨氣，張祜這么不明就里跑來，豈不是自投羅網么？
張祜碰了個“大釘子”，心里很不服氣，就去找杜牧訴苦。其實杜牧早就看白居易不順眼了，說他的詩“纖艷不逞”。即便張祜原先只有五分理，但到杜牧眼里，也有七八分了。他一面同情張祜的不幸遭遇，一面安慰他道：“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言外之意，白居易鼠目寸光、心胸狹小，妒嫉你的非凡文才，故意要將你埋沒，你也不必太灰心喪氣，寫自己的文，讓別人相輕去吧，歷史自有明斷。
宋代的柳永不過填了幾首艷詞，就遭到了詞壇眾豪杰的“群毆”。柳永文名雖盛，人生卻是很失敗，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只好去拜謁當時的權貴晏殊。晏殊是宋初文學界的大人物，閑暇時也喜歡填詞自娛，一見柳永，就問道：“賢俊作曲子么？”柳永不假思索地答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希望能憑借二人共同的愛好，讓晏殊提拔下自己，不想卻說錯了話。晏殊其實是很看不起柳永的，心想我堂堂一國宰相，作的都是陽春白雪的高雅之調，怎能和你這專會寫俚俗淫詞的鄉巴佬相比，便說：“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閑拈伴伊坐’。”語氣很是刻薄，柳永自討沒趣，只好灰溜溜地告辭了。
一個晏殊還不夠，蘇軾也看不慣柳永，連帶著一大幫蘇門弟子也要和他劃清界限。令人委屈的是，柳永并不知道有蘇軾，只因當時作品銷量太好，有句話叫“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一代詞壇天王蘇軾聽了可就不樂意了。他有次問一個屬下：“我詞比柳詞何如？”那人自然要巴結蘇軾，說那姓柳的怎么能和您比，他的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淺吟‘楊柳岸，曉風殘月’”；而您的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高唱大江東去。”意思是，別看他銷路廣，其實都是沒品位的流行歌曲，還是您這種豪放派更有內涵和生命力。蘇軾覺得很受用，高興得哈哈大笑，但對柳永的態度并未有所改觀。
蘇軾有一個愛徒秦觀，也是詞壇的名家，只是未能繼承蘇軾的豪放體，始終走婉約路線，讓蘇軾很有些擔心。有一回，秦觀給蘇軾看他的新作，就是那首著名的《滿庭芳》。蘇軾一方面很是欣賞，同時也敏感地嗅出一絲異樣，冷笑道：“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秦觀只好回去自我反省。此外，張先也曾諷刺柳永詞“語意顛倒”，李清照也笑話他“詞語塵下”，批評家王灼更狠，罵他是“野狐涎之毒”。樹大招風，柳永如果為人再低調一點，不去自稱什么“奉旨填詞柳三變”，不去叫囂“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情況或許會有所改觀。
文人無休止的相輕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北宋的滅亡就與文人相輕形成的激烈黨爭，有著密切關系。其實，兩個不同思想的靈魂相遇，必然要發生碰撞，相輕是不可避免的。有才氣的人，往往脾氣也很大，一旦被人相輕了，就一定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魯迅也曾投入到“文人相輕”的“事業”中去，當時的文壇名士，都與他相輕過。魯迅身經百戰，最終磨煉出了被稱為“刀槍匕首”的雜文，新文學的發展也因此被帶動起來，呈現出千姿百態、色彩紛呈的樣貌。
看來“文人相輕”也并非全是壞事，不同的文學觀念之間，勢必存在競爭，有競爭才能有活力，才會推動文學創新，否則文壇就會變成一潭絕望的死水。當然要排除那些小人心態和卑劣手段，文人應有文人的修養，相輕也要光明正大，也要有藝術。（張光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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