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厚
小時候,我問母親我的出生年份,她說不知道,只說“你屬雞”。我問她:“你哪一年和父親結婚的?”她回答說我們和某某夫妻“倫理同庚”。我感到驚訝,母親沒有上過學,竟然會用“倫理同庚”這四個字。過去莆田民間說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撐鋪岑,一手撐棺岑”。冒著生命危險生下孩子,是母親最驚心動魄最輝煌的人生事件和時刻,因此銘記了我們四個兄弟和兩個妹妹出生的農歷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無關緊要。
那時大多數人是文盲,民間沒有使用公元紀年法,但是人們需要在時間和人事坐標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確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價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遠處前行。他們無法說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稱來記事。這好比用象形文字來取代年份數字。
我從小聽老一輩說戚繼光在黃石和林墩打倭賊的故事。他們說“戚繼光打倭賊‘時節’”,我也從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來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聽到的故事唯一有具體年份的是光緒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別嚴重,很多人家死光絕戶。有些瘟疫發生在歷史的荒山野村,了無痕跡。
過去無論鼠疫還是霍亂、天花等瘟疫,莆田民間都稱之為“壞光景”。人們說“大瘟爺船”下錨在有死人的房頂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后起錨又去下一家。小時候,“大瘟爺船捉”是老一輩的口頭禪,有時是惡毒,有時是調侃,但更多的是作為習慣了的純粹插入語,無任何意義,這都視語境而定。老家村里有一個典故,說那年“壞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幾個人,他當時是十多歲的少年,死了沒有人收埋他的尸體,兩三天后忽然起死回生,活了過來。有人問他死后情形。他說:“我在大瘟爺船上偷拿了‘柴夾’(莆田話,劈柴刀),被他們發現從船上推下來了。”他少年家庭貧困,不識字,老實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后還入了黨,后來活到六十多歲。他自己和聽的人都說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閱了網絡上的《莆田歷史大事記》:民國16年(1927)霍亂大流行,單莆田城區3天內就死亡100多人;民國18年(1929)莆田縣鼠疫大流行,七步、郊東兩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國29年(1940),莆仙兩縣霍亂大流行。莆田城廂中秋節一天就死亡104人;仙游城關街無行人,死者不計其數。我的一位親族長輩就是在民國三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拋下寡妻孤女,才23歲。
從土改開始,就有了集體記憶,開始以政治事件為紀年依據。人們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說“土改那一年”。隨后是“普選那時候”。那是新中國的民主嘗試,以不記名投票選舉鄉長(相當于現在的村長),每一戶一個人代表,拿著分到的豆子,投到寫著候選人名字的盒子里。不認字的由工作組成員介紹哪個盒子是哪個候選人的。這個時候開始,政府規定各家各戶每年把一定數量的糧食賣給政府,這叫做“統購”。
老家人們稱呼土改后那一段時期為“土改了(liǎo)”。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農民們兢兢業業經營自家的土地,農忙時雇用短工,生活逐漸豐裕。不久上級要求土改后分到土地的農民成立(農業)互助組,我小時候就感受到互助組里各個家庭之間友好互助的美好人情。之前各家自耕自給自足時期就被稱為“單干戶‘時節’”。“互助組”的持續時間很短,大約1954年起,互助組合并為“初級社”,全稱是“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走集體化道路了……
這個時候叫“初級社‘時節’”,不久,就遭遇到糧食嚴重短缺的1955年。那時叫“糧食恐慌”,但是老家農民們對此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叫法:過渡荒。他們常說“過渡荒‘時節’紅薯豆渣都沒得吃”。同年政府規定土地集體化,“初級社”就升級為“高級社”。到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們稱為“公社化”。
時間如鳥兒飛過天空,不留痕跡。人生沒有年份數字,艱難凄慘和幸福溫馨只以事件名稱雕刻在心頭。一代代村民,雖目不識丁,溫婉之中自有智慧與堅韌在,歲月便把人生釀成了瑰麗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