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厚
最早知道世界上還有甘蔗這種農作物，是在1958年。那是我們大隊里第一次種植甘蔗，種植的甘蔗品種叫“白目眉”，莆田話的發音近似baacute;mabaacute;i，意思是“白眉毛”，因為節的上下各有半公分寬的白粉，沒有白粉的地方皮是青白色的。這種甘蔗桿粗產量高，多節，節間距離只有5公分左右，甘蔗皮堅硬無比，啃不動，還讓你嘴唇上沾滿了白粉，所以人們幾乎都不吃。
接著是大饑荒。糖廠把榨糖剩下的甘蔗渣碾成糠狀，分配到生產隊食堂，食堂將其加工成饅頭大的饃饃，每個人一個。雖然有點苦，饑腸轆轆的我感覺還挺好吃。盼星星，盼月亮，幾個月里總算吃到三、四回甘蔗渣饃饃。后來不知道為什么沒有了下文。有一天黃昏時，我父親和叔父借了生產隊的船，叫我們幫忙一起把新近印制的“土格”搬到船上，說要運到“頂洋”去換板糖。“土格”是用來蓋房子砌墻用的。木蘭溪南面的叫“南洋平原”，城黃公路以西叫“頂洋”，城黃公路東邊就叫“下洋”。
第二天黎明，下了一場中雨，船上的“土格”被淋濕了。父親和叔父正擔憂人家不要淋濕的“土格”，不料雨下得越來越大。兄弟倆硬著頭皮上路，我跟在船上，還好半途雨停了。三個多小時后，當我們把“土格”運到今天的新度鎮后廖村時，買主聽說是換板糖給孩子救饑的，又看到我們衣服都淋濕了，冷得直顫抖，動了惻隱之心，同意收下淋濕的“土格”，并把板糖付給父親和叔父。那幾天，我們就靠著分的一點點板糖充饑。
原來，“頂洋”人種植了很多甘蔗，沒有糧食，大人小孩就直接吃甘蔗。當時，村里有很多人家有私人的土法榨糖作坊，用以制作板糖。20世紀70年代，我在鄭坂村和后廖村做木工活時，還看到村子里遺留下的巨大的榨糖石磨。因為土壤好，沒有被凌厲的海風吹到，所以“頂洋”的甘蔗比我們老家甘蔗甜得多也軟得多。聽村子里的人們說，很多人當時吃甘蔗吃壞了牙齒，但是都沒有挨過餓。“頂洋”人還種植紫色甘蔗，我們稱之為“烏龜蔗”或“烏鬼蔗”。
大概因為甘蔗寓意是“甘心之嫁”“嫁得甜”，所以老家習俗里，定親儀式結束時，女孩子的父母會將已經準備好的兩株葉子完好且帶根的甘蔗，分別用一寸寬的紅紙條作腰封，再用紅繩子綁在一起，讓男方父母帶回家。結婚的第二天是“請郎爺”（或曰“請仔婿”），宴會結束時，新娘子的父母也會準備兩株甘蔗、一只童子公雞，用稻草扎一條辮子，把公雞的兩個翅膀分別扎進辮子，好讓新娘子提著和新郎以及伴郎大爺一起回夫家。
甘蔗收成自農歷十一月起，至遲在正月中旬結束。我是二月底定親的，且是在次年的二月底結婚的。這個時候，上一年的甘蔗已經都到糖廠變成糖和甘蔗渣了，新生的甘蔗又還沒有抽芽出土。二月份要嫁女兒的人家都會預先留用，結果拿出來時葉子都已經萎蔫干枯得不像樣子了，只好將就著使用。我母親怕親家到時候拿不出好看的甘蔗，就早作預防，在屋后的菜園里栽了甘蔗，而且趕在十月份初就砍掉甘蔗。因為天氣還比較熱，留下的甘蔗頭，沒多久就長出新甘蔗來，到農歷二月份底，便已長到一米左右個頭，而且非常茁壯蔥綠。定親時，將其挖起來送給親家，鄰居們都很驚訝，這個時候哪里來這么好看又風光的甘蔗？我結婚時，母親又是如法炮制，解決了她心目中的一件大事。
舊時女孩子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孩子自己沒能做主，未必會甘心出嫁。隨著時代的進步，就有新娘子拒絕提甘蔗和童子雞，以表明她們不是甘心“自投羅網”到夫家的，不是莆田話說的“沒請爬上鼎”，抑或只是考驗看看夫婿是不是聽從妻子的調度，當然還有可能是很愿意嫁過去卻仍然想矜持一下，裝出不愿意出嫁的樣子。可是也有新郎怕被人恥笑，為了面子不愿意拿甘蔗和雞的。
我結婚的第二天，“請郎爺”宴席結束時，岳父母準備好的甘蔗和童子雞，我妻子就不愿意提著而是遞給我。這個時候的面子一斤多少錢？我很樂意地接了，一直拿回家！妻子雖然不是背井離鄉來我家，但是突然和不那么熟悉的人生活在一起，起碼心理上是比較孤單的，給她一個面子又何妨？感謝甘蔗，我多了一個好好表現的機會。
1978年，我在福清師專讀書，到農歷十二月廿五日才放寒假。糖廠通知第二天輪到我們生產隊砍甘蔗。按勞動力分攤任務，妻子生下二女兒才幾天，正在坐月子，我頂替妻子去砍甘蔗，剝蔗箙，修掉根須，斬下甘蔗末段留種，捆扎，挑去過秤，收蔗箙挑回家。妻子燒飯燒菜，照料年幼的大女兒，無怨無悔地做我的后勤。甘蔗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連剛剛出生的小家伙都知趣地不哭不鬧。
后來分田到戶，分配種植甘蔗的任務，我家也種了幾分地的甘蔗。甘蔗生長期整整一年，扦插蔗苗，定期扯蔗箙、打農藥、培土，汗流浹背，農民都會覺得這些理所當然是生命的一部分。艱難在于：甘蔗田地里大蚊子特多，我和妻子都怕蚊子，在甘蔗地里勞作時，成千上萬只蚊子在頭上和身子周圍嗡嗡嗡亂飛亂叫，這些蚊子除了在身體裸露的地方吸血外，還能夠待在衣服的外面，把吸管伸進衣服和皮膚，狠命地吸血。常常是一巴掌會打死十只八只蚊子，逃脫的不止十倍多。
房子周圍都是甘蔗田，夏秋季節，房子內外飛機似的大蚊子就特別多。吃晚飯時，兩個兩三歲的孩子被蚊子叮得哭叫連天，那時沒有電燈，吃晚飯時我們就搬只椅子到眠床里當飯桌，點上煤油燈，擺上晚飯，驅趕蚊子，放下蚊帳，讓孩子們在床上蚊帳里吃晚飯。吃完晚飯，孩子們要到門口磚埕上聽大人講故事或聊天，我們就每人拿一個裝谷子用的麻袋，把腿腳伸進麻袋避難，這樣雙手就可以專門對付叮咬上半身的蚊子了。
哪天砍甘蔗不是由蔗農自己做主的，糖廠通知我們生產隊哪天砍甘蔗就哪天砍，絕對耽擱不得。有兩年通知我們砍甘蔗剛好碰到大年三十，還有一年碰到正月初四做大歲，而且還都下著冷雨。整天穿著雨衣都不解決問題，扯蔗箙或修根須時，手一抬起，冰冷的雨水從袖口一直往身子里灌，凍得我們直哆嗦。到下午做完所有的活，把甘蔗一捆一捆綁好時，天已經黑了，我們草草煮些東西吃，累得早早睡覺。次日天亮，我們還要趕早把甘蔗搬到船上，運到指定地點，又搬到岸上，等待糖廠車子來，還要再搬上車送到糖廠去收購。于是，初一早和初五早的長壽面也沒空煮，孩子們也跟著我們過不像樣的年。
20世紀90年代，糖廠停產后，政府不再強制種植甘蔗，老家的農民們拍手叫好。
都說甘蔗好吃，可甘蔗的甜來自勞作的苦，而生活甜是因為你體驗過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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