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民
四十年前,也就是1977年3月3日,我跨入了廈門大學。
新生報到。這是招生的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盡管如此,當時眼前依然是一片蒙太奇,人生從此被重新定義。交上錄取通知書,坐在那里認真地填寫一份表格。抬頭一瞧,一位來自閩東的女同學站在我邊上,抿嘴一笑,很輕。我按照最通行的規則去解讀身邊的信息,大概是因為心智還不夠成熟。這種解讀雖然屬于日常,但有點不夠文藝,尤其是對于中文系的學生來說。
這是我遇到同班的第一位女同學,一位頗具儀式感的女生。那時候的儀式感就是正統。
當晚,我到一位有了數年工齡的同學宿舍串門,剛坐下,一位女同學風一般卷了進來,笑聲一串接著一串。這是我報到后遇到的第二位女同學。“一顆波西米亞的靈魂”,我突然覺得我可能有些殘缺了。在這里,如果輕易地用“誘惑”兩個字,也許過于庸俗,然而一切都挺好,并且有點激動人心。走出那個房間時,我想到必須有什么東西將我“救贖”一下。
這個東西就是儀式感。現在想來,這會不會是個偽命題?
班長大叔是我老鄉,睡在我對面,他的上鋪是個閩西客家小哥,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則是一位詩人。這,大概就是我們兩架上下鋪的朋友圈了。班長大叔剛從部隊 退伍不久,許多舉止都帶著儀式感。“大叔”是女生們送給他的番號。
當然,四十年前我是絕對想不出“儀式感”這個詞的,只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是屬于我們的一種遠遠超越“成年禮”的感覺,然而它并非出于矯情。那個晚上,幾乎每個宿舍的人都趴在那里寫信。我一個個房間逡巡過去,一張張新鮮的面孔堆滿著各種想象和期待。睡在我上鋪的兄弟不時把脖子從上鋪探下來,跟我談詩,談我不久前在省報發的一首詩。不過,那個時候也談不出什么,只是以為詩都是需要押韻的,用現在的話說,也是個儀式感問題。
在大學眾多的儀式感里,中文系被稱作是“一條撒滿釣餌的河”。淺灘邊,一個教授和一群講師正在撒網,網住的魚兒上岸就當助教,然后當屈原、李白的導游,然后再去撒網。中文系的師生是一群“要吃透《野草》《花邊文學》的人,把魯迅存進銀行,吃利息。”這就是中文系的儀式感,其實它更像是“二十二條軍規”。
那一夜相安無事。3月3日,就這樣被海風淺淺地刮過。整整四十年了,我極力去追憶當時的一些細節,總是惶惑和明朗相互交織。其實,進入大學時代那些原初的激情并沒有密密匝匝地展開后來的相應敘事,倒是伴隨著漸行將遠的春天的節奏,校園里盛開的鳳凰花不斷在勾勒著我們筆端的那一抹淡彩。記憶和遺忘,永遠是人的歷史的“一個間歇,一道詞語缺口,一個空格”(保羅·策蘭)。時至今日,我的確是無法準確無誤地在腦海里復制那些永不磨滅而又不絕如縷的情緒記憶。
到達廈大的那一天,我就想去建南大禮堂膜拜一番,以滿足我的那種儀式感。因為天色已晚,黑漆漆的,估計啥也看不清。次日早晨,我獨自去了。當眼前的大海激情恣肆地把浪花一層一層地拋過來時,如同鴻蒙初辟,我享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奇妙快感。我坐在禮堂前的臺階上給家里人寫信,第一句就是“我看到了廈大的海”。這究竟有什么終極意義呢?老實說,至今我也還沒有完全解讀好。
3月3日,是我人生中的一個節點。四十年了,從當年“行動的生命”進入到如今“沉思的生命”,我得到的唯一收獲就是:人也許可以自由放逐,但無論走向何方,都必須具有一種“把靈魂留在高處”的儀式感。有了儀式感,人無論是“枯萎地進入真理”,還是顛覆在剩水殘山之中,都會有屬于自己的去處。那么,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我依然會以詩和遠方,擁抱我的儀式感,攜帶著我僅有的可能性記憶,繼續走入屬于我的世界。在那里,如同策蘭所寫的那樣:“敲掉/光的楔子:/漂浮的詞語/走進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