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明信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全家遷移到隔壁的一個公社。大隊要把我們家安在生產隊前，曾經讓父親在兩個前后相鄰的生產隊中作出選擇。初來乍到，一切都是陌生的，談不上選擇，父親也不假思索，挑了前面那個生產隊。大隊分給我們家三塊地，其中兩塊是水田，一塊是旱地。作為一種補償，公社每年還下撥十六擔稻谷給生產隊。公社是通過發糧票的方式，下撥稻谷給生產隊的。一下子增加了這么多的糧票，還有三塊地，難怪生產隊的社員老高興呢。生產隊長難以掩飾內心的喜悅，說是天上掉下了一個大餡餅，這新來的一家子可不是飯瓢上的蒼蠅，來混飯吃的，日后大家得多幫他家點忙。有幾次，公社下撥的糧票遲遲沒有到達生產隊的手中，社員們以為公社的經濟補償停了下來，他們七嘴八舌地說，公社再不把糧票發下來，就要停掉我們家的口糧。這不能埋怨社員，當初的社會狀況誰都清楚，生產隊中僧多稀少，口糧又是少得可憐，他們擔心我們家白吃他們碗中的飯。生產隊長的解釋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勸父親趕緊上大隊和公社問去。經過一番催促，很快，十六擔稻谷的糧票照常撥下來，社員的怨言也銷聲匿跡了。后來，生產責任制政策下來了，在分田地的那個夜里，父親抓了個好鬮，之前大隊劃撥給我們家的那一塊水田，經過數十年的時光輪回，又回到我們家的手中！這塊水田確實是塊好田地，以前社員們都昵稱她為“兩畝仔”呢。
剛移民過來時，盡管我還不曉得糧票是啥玩藝兒，但我知道周圍的人家和我們一樣，日子都不好過，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頓就惦記著下頓。我至今還記得，有一天上午，因為聽母親說中午有面條吃后，來我家幫忙的舅舅干起活來特別賣勁，不用說，他的心里頭甭提有多高興。我家蓋新房子那陣，舅舅是打頭陣的，他主動請纓去拉黃壤，這是一件比舂墻還艱苦的活。黃壤要到幾百米外的山坡上拉，正因為山路不好走，母親總是囑咐舅舅每趟少裝點。可那天，在香噴噴面條的刺激下，舅舅每次都拉著滿滿一板車的黃壤，結果下坡時翻車了，黃壤將他掩埋得嚴嚴實實。眾人大驚，手忙腳亂地將他從黃壤中扒出來。虛驚一場后，眾人見舅舅毫發未損，取笑他為了能吃上一碗面條，差點連命都搭上了！
方寸糧票記錄了一段歷史。那年代，糧票就是人們的命根子。糧票面額有半市斤、壹市斤、叁市斤、伍市斤的，也有壹兩的，糧票票面上，印有毛主席語錄、農業機械、火車輪船等圖案，還有豐收的田野、沸騰的礦山、繁忙的海港、茫茫的草原等場面。糧票是按參加生產隊勞動所得的工分多少分發的，糧票就是口糧，工分多，所得到的口糧就多；工分少，所得到的口糧就少。生產隊的會計是統計工分的，每天晚上記工分時，社員們都要認真核對，生怕自己辛苦一整天所得的工分被遺漏。直到會計在他們的名字上填上當天所得的工分后，大家這才放心地回家。社員中，有很多不識字的，但他們懂得自己的名字，也認得代表工分的阿拉伯數字。同樣是社員，一天的勞動下來，他們的工分卻是不同的：薅草、戽水、采秧、種豆、鋤草、割麥、曬谷、挑肥，這是些輕活，大部分由婦女來干的，每天的工分是三分；犁稻田、耙麥地、砍松柏、拉石磙、砌堤壩、挖池塘，這些重活非男社員干不可，其工分的含金量就高，每天的工分是五分。
父親是公認的種田好手。生產隊的社員曾經一致推薦他當會計，雖說他認得字，但一時半會卻寫不出社員們的名字，所以，他的會計泡湯了，也失去了每個月加工分的機會。正是有了過硬的種田技術，父親成為生產隊的犁田專業戶，他每天的工分都是五分，再上母親和姐姐的六分，每天我們家都有十一分的工分入帳。但是，比起其他人家，這個工分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我們家的小孩多，能下田賺工分的勞力遠遠不如人家。如此一來，我們家的糧票稱得上是僧多稀少。沒有糧食就得挨餓，在艱難的日子里，大隊中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他們隔三差五地用畚箕往我家挑地瓜和芥菜。這一切常常讓母親感激涕零，她把好話都說盡了。為了填飽肚子，母親把門前那塊平日揚稻谷堆雜草的大埕騰出來，用來種菜，春季種莧菜，夏季種空心菜，秋季種卷心菜，冬季種芥菜。飯桌上，每天都有一大盆的青菜，吃得我們都厭倦了，最要命的是，由于青菜中加的肉油少之又少，所以，剛吃完飯，才干了一點兒活，人又饑腸轆轆。父親看著面帶饑色的孩子說，肚子里的腸都被青菜刮下一層皮！接下來，父親在山腳下開墾一小片荒地，種植木薯。開荒那天，也不知何故，山上的石頭嘰里咕嚕滾下來，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著實把父親嚇壞了。第二天，他又去了，并警戒著山上的石頭。到了年底，挖出的木薯像粗壯的樹根。挑到家后，母親就把洗干凈的木薯砌成細塊，再撒點鹽巴，放在鍋里煮。煮熟的木薯味道不錯，我們全家都大吃起來。這數年來，我們從未如此填飽過自己的肚子！木薯塊根肉質，富含淀粉，本是用來做飼料或制淀粉的，可這會卻成了我們飯桌上的一道好菜。生吃木薯有毒，這個常識連小孩都知道，而當我們吃完熟透的木薯后，也出現了中毒的征兆：頭昏胸悶，不停地反胃，直想嘔吐hellip;hellip;木薯帶來的傷害還不止這些，有一天，由公社和大隊干部組成的工作隊突然而至，說是我們家占用公家的田地牟取私利。家里一下子來了一大堆人，頭上突然被扣上了一頂高帽子，父親被嚇蒙了。父親救過不暇，但他的一番解釋也是徒費唇舌的，工作隊這回是吃了扁擔，橫了腸子，他們聽不進去，掏出本子堅持要罰款。救急不救窮，鄰居一位頭面人物站了出來，他仗義執言，不停地為父親求情。這事總算涉險過去了，父親對鄰居感恩不盡的同時，還不斷地責備自己。
糧票是一個票證年代的特殊記憶。春節到了，母親帶我去糧站買面粉。公社所在地的那條街道上，有兩個場所是家喻戶曉的，一個是公社的電影院，一個是公社的糧站。電影院前經常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而糧站的窗口前，平日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尤其是春節前那一陣子。人們的生活非常清苦，在艱難困苦中，他們不只光顧眼前，一點一點地把有限的糧票積攢下來，準備過一個有肉絲有紅團有線面的新春。臘月底，天空下起了雨，冷冰冰的雨點飄落在脖子上，而人們早已忘記了寒冷，都在伸長脖子，眼睛直盯著糧站的那個窗口。地面濕漉漉的，一片泥濘，人們腳上的解放鞋就這樣一刻不停地浸泡在泥濘中。終于擠到了窗口，母親小心翼翼地把糧票交給糧站職工。糧站職工手中握著大權，沒有人敢得罪他們。母親睜大眼睛，看著糧站職工過稱，她生怕他們一忙起來，把面粉的斤兩搞錯了。算我們幸運，糧站的面粉很快就銷售一空，而窗口外依然是一條長長的隊伍，他們必須繼續站立在冷雨中等待著。母親拎著面袋，在一片甘蔗林中穿梭著，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趕。回到家，她迫不及待地拿起秤子，核實一下糧站的斤兩是否準確。這一年的除夕，我們吃到了香噴噴的面條，那是我們在日日夜夜中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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