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蔚華
朋友聚在一起,熟識之后,互問對方是何方人氏。我會坦然告之:我是吃著番薯長大的。朋友就拿黑白分明的眼珠把我從頭到腳認真地洞察一遍,大約從中看到泥土的氣息,番薯的顏色,才說他自己也是吃番薯長大的。相互間便如他鄉遇故知一般,別有一番土地的熱情在四周流動,格外親切。于是,就會有許多關于番薯的情節滔滔涌現。
一個瘦癟駝背的影子最先占據了我舌尖和記憶的前沿。他是我的三叔公,一個最會吃番薯的人。尤其是番薯收成時節,他每日三餐不吃一粒大米,總是裝著一碗高至眉梢的番薯,坐在自家門口的石凳上很猛勁地咬,因他兩排牙齒不知什么時候掉的,啃起東西,總是微露出光禿的牙床,脖子的條條青筋如蚯蚓爬動,搖擺起伏。我很為他如此津津有味百吃不厭的食欲感到不解,而且三叔公還犯嚴重的胃病,經常抓一把蘇打往嘴里塞。我曾對著正咬得起勁的三叔公說:“你真會吃番薯。”他說,番薯香甜,吃起來,不用吃咸菜。我也常聽父親對到我家拿胃病藥的三叔公說,胃病不宜多吃番薯。卻只聽三叔公暴露著一嘴牙床嘿嘿一笑,說:“下一頓少吃點。”可是下一頓什么東西可以多吃點呢?等到下一頓,三叔公照樣端一碗壘成小山似的番薯蹲在自家門口的石凳上埋頭地吃。
不知三叔公家是如何將番薯全讓給三叔公一人吃的,我很少看見三叔公一年里不吃番薯的時候。而在我家,當番薯吃完的日子里,便是我們常常餓肚子的日子。一掌心的大米要煮一大鍋六、七個人吃的飯,碗里清澈可作鏡子照。記得我長得還不到與灶一樣高的童年里,仗著做飯職便,往鍋里多放米而被傷心落淚的母親挨打。在受皮肉之痛時,我也深切地暗誓自己日后不再“越權”。可每每在做飯下米時,肚子已餓得咕嚕難忍,心里就罵母親無情無理。此時小手不由得又重蹈舊轍,多放了些米。待到日午或太陽下山,看到母親頭上的草笠從山坡上露出來時,我急忙跑向灶膛,察看鍋里的動態(稠了還是稀了)。
糟了。稠了點。便急中生智,抓起灶角溫水洗腳壇,將一壇不知什么時候積垢的溫水,猛然往米飯里倒,再用勺子攪拌成稀粥。母親把鋤頭往灶邊一橫,抓起鍋蓋,沒有話出。
我是多么渴望有番薯的日子啊。對于番薯,母親就不那么吝嗇了。她還特地交待我,做飯時多放幾塊,煮熟了撈起來,作為剛剛斷奶的弟妹的點心。但照樣有規定:大塊幾塊,小塊幾塊,只是大與小沒有作具體的要求。我就常常利用大小的差額提前吞并,再揀一片有陽光的屋檐下喂養弟妹,如果弟妹胃口不好,我都大膽地視為“回收品”私吞。這時盡管弟妹號啕大哭,仍覺得日子好美。暖飽之余,背弟攜妹的在屋前院后逗樂。
有番薯的日子真有勁。而且弟妹們一個個也都是吃著番薯學會說話走路的。而在他們能“自力其食”時,我的“回收品”也漸漸少了,甚至沒了。但我也漸漸發現母親對番薯塊數的“發放制度”作了很大寬松要求,甚而全部放權由我作主。這下可好了,我一到飯熟時,就撈它一兩塊,放在只有我這個“小管家”知道的安全地帶。待要上學時,避開弟妹“耳目”,趁弟妹們用鼻涕在門前樹下的沙堆里玩耍之機,悄悄拉下用過的作業紙,包好,迅速塞進書包里,一路得意洋洋地上學去。而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才把番薯抓出,在同伴面前有滋有味左顧右盼地大咬起來。不時會引來很多垂涎三尺的目光,甚至會招一、兩個跟我“壞”的同伴,她們身不由己地走近我,沒話找話,如果有誠意,我往往就會掰一小塊番薯跟她們“好”了起來。
饑餓的歲月,“和好”竟是如此容易。但好景不長。我發現有的同伴從書包里抓出的路上點心比我的番薯要好得多。我知道番薯正失去往日的魅力,我就再也不敢輕易地跟人“壞”。因為“和好”已不是一塊番薯所能解決的了hellip;hellip;
餓肚子的日子離今日很久了,但吃過番薯長大的人或許還會依稀記得它的香甜。當今日街上看到一、兩個小販,他們拉著一輛車子,上面放著一個熱煤爐,爐里發出香噴噴的味道,穿街走巷的叫賣“烤番薯”,此時,間或還會喚起當年饑餓的感覺。而城里的很多童男童女并不知“烤番薯”為何物,他吃著“烤番薯”是因為好奇嘗鮮而并非餓肚子。